關於鮮花、卡片、早午餐,以及古老、糾纏、難以捉摸的母性意象


前言:包羅萬象的節日

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數百萬人都會經歷這樣一個熟悉的時刻:站在藥店的賀卡貨架前,在螢光燈和柔和的粉彩色調下,你會感受到一種介於喜悅和恐懼之間的複雜情緒,一種英語中尚未找到對應詞彙的複雜情感。賀卡依類別排列—有趣的感傷的宗教來自孩子們然而,這些都無法完全表達你的意思,也無法表達你母親的意思,更無法表達你們母女之間幾十年來在無數次早餐、爭吵、沉默、電話以及她擔心你時呼喚你名字的獨特方式中所積累起來的情感。你選了一張。你買了。你簽了名。不知怎的,整個過程既顯得微不足道,又意義非凡。

這就是母親節的核心悖論:它是美國日曆上象徵意義最為豐富的節日,然而它的象徵物——康乃馨、早餐托盤、手工賀卡、燙金字的祝福語——似乎總是差那麼一點點才能真正觸及它們想要表達的本質。這個節日試圖以相當的商業野心和真誠的情感,將人類與母親相關的所有體驗濃縮到一個星期天,但它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或許,對於任何試圖象徵母性這種古老而複雜的事物的嘗試而言,這已經是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了。

本指南旨在認真對待這些象徵意義——追溯它們在歷史和神話中的淵源,探索它們在文化和藝術中的體現,並深入探討我們在尋求母親時內心深處的渴望。它也試圖理解,一個由一位後來畢生致力於廢除它的女性所創立的節日,如何成為美國第二大賀卡寄送節日;白色康乃馨如何成為哀悼母親的文化象徵;以及我們用一周內就會凋謝的花朵來慶祝母愛,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母親節象徵意義的故事並非簡單。它講述的是古代女神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感傷情懷,是悲傷的商業化與照顧工作的政治博弈,是當一個社會試圖頌揚其結構性低估的事物時會發生什麼,以及個人喪失——安娜·賈維斯失去母親,那份催生千朵康乃馨的悲痛——如何奇特地轉化為集體儀式。歸根究底,這是一個關於符號如何作用的故事:當我們用符號來表達那些我們無法直接言說的事物時,符號如何發揮作用;它們如何安慰、扭曲、保存、簡化,有時,又如何揭示一種隱晦的真相。


第一部分:節前-母親的古代圖像學

第一個符號

早在安娜·賈維斯向國會請願之前,早在賀曼公司印製第一首感傷詩篇之前,人類就已經開始製作象徵母親的符號。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具象雕塑——所謂的“維納斯雕像”,這些雕像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大約在距今35000至9000年前,在歐洲和亞洲各地用石頭、象牙和骨頭雕刻而成——絕大多數都是女性身體的形象,其生育能力和母性通過誇張的臀部、乳房和腹部得到強調。這些雕像究竟是女神、生育護身符、自畫像,還是其他什麼,至今仍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但它們的存在表明了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從人類符號創造之初,母親——或者說與生育和延續相關的女性特質——就是我們最早發現值得描繪的事物之一。

維倫多夫的維納斯於1908年在奧地利被發現,年代可追溯至約西元前25,000年,或許是這些雕像中最著名的。她沒有臉,手臂退化,雙腳幾乎消失。但她的腹部、乳房以及隱約可見的孕育之軀,都經過精心細緻的刻畫。她並非一幅肖像,而是一個象徵——而且是現存最古老的象徵之一。她所象徵的,我們可以粗略地稱之為母體孕育萬物的力量,儘管這種說法過於抽象,幾乎消解了她本身的力量。或許更精確的說法是,她像徵著一種先於思考而生的感受:對生命之源的敬畏與依賴。

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出語言、宗教和藝術,這種敬畏之情得到了更精細的表達。在每一種古代文化中,母性原則都被擬人化為神聖的形象──而這些神聖的母親形像也成為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統性母性象徵體系。

偉大的母神

偉大母親的原型——一種獨特的、神聖的女性原則,萬物皆由此而生——出現在相隔數千英里和數千年的文化中,這使得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將母性神化的傾向,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是文化傳播、交流和相互影響的結果。然而,這場爭論遠不如這現象本身重要:在古代世界,無論你走到哪裡,母親都同時也是女神。

在美索不達米亞——已知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文明——母神以多種形式出現。寧胡爾薩格(Ninhursag)——其名字意為「聖山女神」——是蘇美七大神之一,在讚美詩中被描述為萬物之母。她的象徵是子宮,最初以歐米伽符號呈現,後來演變為她佩戴在頸間的母牛子宮標誌。由此可見,從有文字記載的宗教的最初時期,我們就發現了一種延續數千年的象徵性關聯:母神與動物世界、肥沃的土地以及萬物繁衍的物質基礎緊密相連。

蘇美女神伊南娜,後來成為巴比倫的伊什塔爾,是一位更複雜的人物——她是愛、戰爭、生育和正義的女神——但她的母性特質對她的象徵意義至關重要。伊南娜下冥界的故事是人類文學中最古老的敘事之一,可以被解讀為關於自然界生成循環的神話:隨著季節的更迭,母性原則的死亡與復甦。她的象徵是八角星、獅子和椰棗樹——這些都是豐饒、力量和滋養的象徵。

在古埃及,伊西斯是至高無上的母神,她的象徵意義在古代世界影響深遠。伊西斯是天空之神和神聖君王荷魯斯的母親,她哺育幼年荷魯斯的形象——古代世界的哺乳聖母——在地中海地區廣為流傳,並最終影響了基督教中聖母瑪利亞哺育幼年耶穌的圖像。神聖母親哺育神聖孩童的形像是人類歷史上最經久不衰的象徵形式之一,從伊西斯最早的形像到中世紀歐洲的傳統,至少延續了四千年之久。哺乳聖母瑪利亞神奇地哺育聖人的故事。

伊西斯也與王位密切相關——她的名字可能源自埃及語中“王座”一詞——她的象形文字符號是一個置於頭頂的王座。這種母神與權力中心的連結頗具深意:母親是權威的源泉,是君王依偎的懷抱,是主權的根基。由神聖的母親所生即是合法的;受其養育即是獲得力量。這是古代宗教中母性原則最深刻的象徵意義之一:母親是所有合法權力的源頭。

庫柏勒與羅馬的偉大母親

如果伊西斯是東地中海地區最具影響力的母神,那麼西布莉則是她在西地中海的對應神。西布莉——希臘人稱之為瑞亞,羅馬人稱之為瑪格納·瑪特(Magna Mater,意為“偉大的母親”)——是弗里吉亞女神,她的崇拜在公元前204年第二次佈匿戰爭期間傳入羅馬。當時,羅馬的西比爾預言書(羅馬的神聖預言寶庫)宣稱,只有將偉大的母親請到羅馬,才能贏得與迦太基的戰爭。羅馬元老院派遣使節前往弗里吉亞,取回女神的聖黑隕石——這塊隕石是她的化身——並將她供奉在帕拉蒂尼山的一座神廟中。

庫柏勒的形象繁複而獨特。她通常被描繪成端坐於寶座之上,兩側各有一頭獅子,頭戴城牆冠(形似城牆,象徵著她作為城市守護者的角色),手持淺祭祀盤或鼓。兩側的獅子讓人聯想起古代母神與野生動物和未馴服的自然之間的聯繫,而城牆冠則將她與文明及其守護聯繫起來。她既狂野又秩序井然,既自然又文明──這種張力自母神形象誕生之初便已融入其像徵體系之中。

庫柏勒節,即梅加西亞節,在四月初舉行-春天,萬物復甦的季節,也是最能自然地與母性生育力連結在一起的季節。儀式熱鬧非凡,包括遊行音樂、狂喜的舞蹈,以及祭司加利人的自閹儀式。加利人將自己的男性氣質獻給偉大的母親,這行為象徵著對母性原則的完全臣服。無論我們如何解讀這些習俗——從弗雷澤到佛洛伊德,人們對它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詮釋——它們都證明了神聖母親的形像在古代世界所承載的巨大精神分量。她不僅僅是慰藉人心的;她令人敬畏。她要求一切。

正是這位西布莉女神,為母親節的早期制度性雛形提供了線索。在羅馬曆中,希拉里亞節——慶祝西布莉女神及其配偶阿提斯復活的節日——定於三月十五日,即3月25日。在儒略曆中,這一天接近春分,也就是晝夜平分、光明開始顯現的時刻。阿提斯的復活(他的死而復生與埃及的奧西里斯和敘利亞的阿多尼斯的復活在神話中有著密切的相似之處)象徵著新生,象徵著死後生命的回歸——而偉大的母親正是這新生的化身。敬奉她,就是敬奉重生本身的法則。

這個節日最終透過宗教轉型和曆法演變的複雜過程,促成了基督教母親節的誕生,而母親節又反過來影響了現代母親節的形成。從西布莉女神到你母親衣襟上的康乃馨,這條象徵性的脈絡漫長、錯綜複雜,令人費解──但它卻是真實存在的。

德墨忒爾與失落神學

希臘宗教賦予母神最富心理內涵的形象-德墨忒爾。德墨忒爾是穀物、豐收和耕地的女神,同時也是珀耳塞福涅的母親。珀耳塞福涅被哈迪斯擄走,帶入冥界。德墨忒爾和珀耳塞福涅的神話是西方傳統中最美麗也最令人心碎的故事之一,它所蘊含的母性象徵意義,遠比賀卡產業所能生產的任何東西都更加真誠動人。

珀耳塞福涅被擄走後,德墨忒爾悲痛欲絕,奔走於大地,苦苦尋覓女兒,荒廢了神職,任由莊稼枯萎,大地荒蕪。只因為一位母親與孩子分離,世界幾乎毀滅。這並非令人感到安慰或慰藉的神話;它講述的是母愛之痛的毀滅性力量,講述的是失去母親如何成為所有人的損失,講述的是世界對維繫母子關係的可怕依賴。

神話的結局——珀耳塞福涅的部分回歸,以及由此產生的四季更迭——在某種程度上比危機本身更引人入勝。珀耳塞福涅每年都必須在冥界度過一部分時間,因為她在那裡吃了石榴籽;如今,她的一部分屬於死亡的國度。因此,德墨忒爾與女兒的重逢總是部分的,總是籠罩在陰影之中,總是短暫的。四季更迭正是這種部分重逢的韻律:春夏是德墨忒爾的喜悅之月;秋冬則是她悲傷之月。農耕的曆法,銘刻在一位母親的心中。

德墨忒爾的象徵物——麥穗、罌粟花、她尋找珀耳塞福涅時所持的火炬——既像徵著豐饒,也像徵著尋覓;既像徵著滋養,也像徵著失去。罌粟花生長在麥田裡,據說德墨忒爾曾吃它來麻痺悲傷,因此它尤其具有像徵意義:它是慰藉之花,是遺忘之花,生長在母親哀悼的地方。罌粟花後來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成為睡眠、死亡和犧牲的象徵,這並非偶然。母性的象徵意義與悲傷的象徵意義始終緊密相連。

埃琉西斯秘儀——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神秘宗教,在雅典附近的埃琉西斯城舉行了近兩千年——圍繞著德墨忒爾和珀耳塞福涅的神話展開,其核心啟示(入會者發誓對此保密,因此我們無法確切知曉其內容)似乎包含某種象徵性的死亡降臨和重生的演繹。加入秘儀意味著學習關於死亡和重生的教義——而這種學習是透過一個母親和女兒的故事進行的。希臘人所擁有的最深刻的宗教洞見,就蘊藏在這位悲痛欲絕、苦苦尋覓、最終得到部分慰藉的母親形象之中。

聖母瑪利亞與母親象徵主義的基督教化

從古代女神崇拜到基督教的過渡,與其說是廢除了神聖母親的形象,不如說是改變了她,並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她。聖母瑪利亞——天主之母、誕神者、天主之母——繼承了古代世界圍繞著偉大母神所累積的大量象徵語匯。她最重要的神龕所在地,往往是先前供奉伊西斯、庫柏勒或其他地方母神的聖地;她的形像也藉鑒了這些母神的形象;她的節日常常與現有的女性神祇節日相對應。

聖母瑪利亞的象徵意義在基督教傳統中最為豐富多元。光是與她相關的花卉就足以寫成一本書:白百合(純潔、天使報喜)、紅玫瑰(愛、基督的寶血、殉道者)、紫羅蘭(謙遜)、鳶尾花(悲傷、刺穿她心臟的利劍)、白康乃馨(眼淚、母愛——由此我們便開始探尋母親康乃馨節的由來)。她的色彩──藍色代表天堂與忠貞,白色代表純潔,紅色代表愛與苦難──也成為了西方藝術中最歷久不衰的象徵體系之一。

影像同情聖母瑪利亞抱著基督的遺體——這或許是西方藝術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母愛悲痛的表達,而它經久不衰的感染力也足以說明其意義非凡。米開朗基羅二十出頭時創作的梵蒂岡聖殤像,描繪了一位年輕得不可思議、寧靜美麗卻又無比悲痛的聖母瑪利亞,她懷抱著死去的兒子,溫柔而又無奈,這幅畫作至今仍能深深打動那些對基督教神學並無特定見解的人們。或許,真正觸動他們的正是這幅畫作本身:一位母親抱著一個永遠不會醒來的孩子。這種悲痛如此根本,無需任何神學背景就能被人感知。

聖母瑪利亞的象徵意義——代禱者、安慰者、天后、悲傷之母——成為歐洲乃至美洲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當安娜·賈維斯選擇白色康乃馨來象徵她對母親的思念時,她其實是在藉用一個從瑪利亞的眼淚延續至今的基督教花卉象徵傳統,儘管她當時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符號的意義並不在於使用者是否了解其淵源。


第二部分:節慶的形成-母親節與美國的發明

母親節:英國祖先

在母親節之前,英國就存在著「母親節星期日」(Mothering Sunday)——這是英國在四旬齋第四個星期日慶祝的節日,其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甚至可能更早。母親節星期日的起源十分複雜,歷史學家們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但最普遍的解釋是,這一節日與在四旬齋中間的星期日前往“母教堂”(即教區的主教座堂或主要教堂)的習俗有關,這被視為在懺悔期進行的一次宗教朝聖。

前往母教堂與探望親生母親之間的聯繫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這與早期現代英國許多年輕人受僱於遠離家鄉的家庭傭人這一實際情況密切相關。在四旬齋期間,他們只有一天假期可以回家與家人團聚。這便是他們與母親相見的機會,而這一儀式也逐漸增添了贈送禮物的意味:一種中間夾著杏仁糊的濃鬱水果蛋糕——西姆內爾蛋糕,以及從回家路上採摘的路邊樹籬中的鮮花,成為了母親節的傳統禮物。

母親節的象徵意義由此交織而成,融合了宗教儀式、工人階級的家庭生活以及英國四季更迭的自然景觀。人們為母親們採摘的鮮花是春天的花朵——紫羅蘭、報春花、野生水仙——這些是冬去春來後最早綻放的花朵,它們獻給母親的禮物也像徵著春天本身,是對賦予你生命、讓你重獲新生的女性的一份新生饋贈。無論這種象徵意義是否經過精心設計,都蘊含著相當優雅的意味。

到了十九世紀,母親節在英國已大幅衰落,其製度支持因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削弱,慶祝活動也變得不規則。後來,在二十世紀,尤其是在美國的影響下,母親節得以復興——這種文化影響方向的逆轉本身就說明了母親節是如何作為一種軟實力輸出美國情感的手段而發揮作用的。

安娜·賈維斯和白色康乃馨

現代母親節,正如我們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所慶祝的那樣,是由一位女性創立的:安娜·瑪麗·賈維斯,她於 1864 年出生於西維吉尼亞州的韋伯斯特。要理解這個節日的象徵意義,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安娜·賈維斯的悲痛——因為這個節日最初是為了紀念個人的損失。

安娜的母親安·里夫斯·賈維斯本身就是一位傑出的女性——她是一位社會改革家、和平主義者,也是一位主日學校教師。在南北戰爭期間及戰後,她曾在社區組織「母親友誼日」活動,旨在促進南北雙方家庭的和解。她也為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公共衛生事業不懈努力。 1905年她去世時,女兒安娜悲痛欲絕。

安娜·賈維斯對母親的奉獻之深,不僅同時代的人有所察覺,傳記作家也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她終身未婚,膝下無子,似乎將自己的情感生活完全圍繞著母親。 1905年5月9日,安·里夫斯·賈維斯的去世留下了巨大的空缺,安娜用餘生都在努力填補——先是設立了一個紀念母親的節日,然後又竭盡全力地試圖保護這個節日,使其免受她眼中商業化的侵蝕。

安娜·賈維斯選擇的第一個正式母親節日期——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是根據日曆確定的:它是最接近她母親忌日的星期日。而她選擇的象徵物——白色康乃馨——則源自於她的回憶。安·里夫斯·賈維斯生前喜愛白色康乃馨。在1905年為母親舉行的追悼會上,安娜向在場的人們分發了白色康乃馨。當母親節正式設立並開始爭取全國認可時,她指定白色康乃馨為母親節的象徵物。

「康乃馨凋零時不會落下花瓣,」安娜·賈維斯在競選材料中解釋道,「而是將它們緊緊擁在心間,正如母親們將孩子擁在心間,母愛永不消逝。」這是一個非凡的象徵意義——康乃馨之所以成為母愛的象徵,正是因為它凋零的方式。這朵花即使在死亡中也不願放手;母親的愛超越了生命的界限。這是一個美好的理念,同時也源自於悲痛。

康乃馨的白色同樣意義非凡。在西方象徵傳統中,白色象徵純潔、天真和精神追求。在許多亞洲傳統中,白色也是哀悼的顏色;而在西方傳統中,白色則與死亡和超越聯繫在一起。安娜·賈維斯最初以白色康乃馨作為紀念之花——象徵著逝去的母親。她後來建議,對於那些母親仍在世的人來說,彩色康乃馨(通常是粉紅色或紅色)更為合適。

這種區別——白色代表逝者,彩色代表生者——是母親節象徵歷史中最令人動容的細節之一,如今卻大多已被遺忘。如今母親節出售的康乃馨不再區分白色和彩色,這意味著這種花失去了其原始的語義層次。曾經的紀念象徵如今已淪為普通的慶祝象徵──這種轉變恰好體現了母親節歷史的整體走向。

這場運動及其成功

安娜·賈維斯為將母親節設立為全國性節日而發起的運動,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單一議題倡議活動之一。她身在費城,寫信給報社、政治人物、商人和牧師。她與婦女組織、公民團體和教會成員建立聯繫。她以飽含深情的語言來詮釋這個節日——一個頌揚母親自我犧牲和無條件愛的日子——這種詮釋方式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安娜·賈維斯創立母親節時所做的象徵性工作,是將悲傷具象化,賦予一種私密的情感以社會形式。她憑直覺就明白,符號需要製度支持才能發揮作用——只有當足夠多的人認同,只有當教會、報紙和商業利益等社會機制強化這種關聯時,康乃馨才能成為母親節的象徵。而她運用這種社會機制,取得了非凡的成效。

1908年,西維吉尼亞州格拉夫頓的安德魯斯衛理公會教堂和費城的一座教堂舉行了首批正式的母親節紀念活動。 1910年,西維吉尼亞州宣布母親節為州法定假日。 1914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簽署公告,將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全國母親節。從最初的慶祝到獲得聯邦政府的認可,整個過程不到十年——如此驚人的速度,部分原因在於母親節的意義與進步時代倡導的道德提升和家庭價值觀不謀而合。

威爾遜的公告呼籲美國民眾在母親節“展示國旗”,以此“公開表達我們對國家母親的愛與敬意”。國旗、公開展示、國家敬意——這些軍事象徵似乎與康乃馨和早餐托盤所代表的家庭溫馨格格不入,但這反映了該節日制度化的意識形態背景。母親被視為國家的生物學和道德來源;母愛被視為愛國主義的情感基礎。透過母親這形象,私人與公共、家庭與公民生活得以融合。

賈維斯的背叛與商業轉型

隨著時間的推移,安娜·賈維斯與她所創立的母親節之間的關係,成為了美國文化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諷刺之一。到了20世紀20年代,她堅決反對母親節的現狀——一個以鮮花、糖果和賀卡銷售為商業驅動的節日——並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十年(她於1948年去世)致力於廢除她自己創立的這個節日。

她的抱怨具體明確,她的憤怒也發自內心。她反對情感的商業化,反對用購買的禮物代替個人表達,反對將母愛簡化為市場交易。她稱賀卡產業對母親節的挪用是“褻瀆”,並將批量生產的賀卡中所表達的情感稱為“廉價的、批量生產的,是對本應真摯而個性化的情感的拙劣詮釋”。她曾在一場康乃馨義賣會上擾亂秩序,隨後被捕,並被帶出大樓,同時高喊著母親節被「偷走」了。

這個故事——一個節日的創造者試圖摧毀它——通常被講述為商業主義不可阻擋力量的警世寓言,而它也的確如此。但它同時也是一個關於符號不可避免的蛻變的故事。安娜·賈維斯創造白色康乃馨,是為了紀念她逝去的母親,以此表達她對母親的特殊哀思。商業世界將這個符號據為己有,使其普適化,適用於所有母親,任何擁有金錢和表達孝心的人都可以購買。在這個過程中,這個符號失去了它原本的特殊性、悲傷和深度,卻獲得了另一種力量,一種共享習俗的力量。

這就是符號的作用。它們最初是具體的,後來變得普遍;它們最初是主觀感受,後來變得約定俗成;它們最初是真誠的,後來變得儀式化。最初賦予符號意義的人並不擁有該意義的專屬權;一旦符號進入社會,它就屬於所有人,而每個人賦予它的意義都與最初賦予它意義的人略有不同。


第三部分:康乃馨-母親節之花的自然史

石竹:眾神之花

康乃馨——石竹——其屬名源自希臘語上帝(宙斯的,或神聖的)安東尼(花):從字源學上講,它是神聖之花,或宙斯之花,或神聖之花。對於一種後來與最人性化的關係緊密相連的花卉來說,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名字——它也揭示了康乃馨作為一種具有儀式性和象徵意義的植物的悠久歷史。

康乃馨原產於地中海地區,栽培歷史至少已有兩千年。古希臘人和羅馬人曾將其用於花環和儀式裝飾。 「康乃馨」這個名稱的來源尚有爭議——它可能源自拉丁語。肉體(肉色),指花朵的肉粉紅色,或來自加冕禮指的是它在儀式花環中的用途。這兩種字源都具有像徵意義:肉體的花朵,加冕的花朵。

在中世紀基督教傳統中,康乃馨與聖母瑪利亞有著特殊的連結。據說,紅色的康乃馨是從聖母瑪利亞在十字架下哭泣時的淚水中綻放出來的——這個傳說立刻將這種花與母愛的悲痛、聖母哀子像以及母親眼睜睜看著孩子死去的悲傷聯繫起來。法文中康乃馨的字詞是——孔眼— 也用於指耶穌受難的花朵,15 和 16 世紀佛蘭德斯和義大利繪畫中聖母的形象經常包括康乃馨,要么是瑪利亞自己拿著,要么是嬰兒耶穌拿著。

這種圖像傳統並非偶然。康乃馨散發著類似丁香的香氣(其物種名稱)。石竹「康乃馨」一詞意為“丁香葉”,與耶穌受難密切相關——丁香曾用於準備基督的遺體以供安葬,而香料貿易也與早期基督教的象徵體系一樣,貫穿地中海地區。因此,在這項傳統中,散發著丁香香氣的康乃馨象徵犧牲、死亡、遺體安葬的準備,以及主持這項準備工作的母親。

花語:維多利亞時代的花卉象徵意義

維多利亞時代將花卉象徵意義發展成一個極其詳盡的體系——“花語”,或者說,花語。花語——其中特定的花朵承載著特定的含義,這些含義可以組合成訊息。這種體係因夏洛特·德·拉圖爾等人的著作而廣為人知。花語(1819 年)及其眾多英文改編版,被認真地視為一種交流形式,尤其是在浪漫的背景下,因為直接表達情感受到社會習俗的限制。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中,康乃馨的含義因顏色而異。紅色康乃馨象徵著愛慕和欽佩。粉紅色康乃馨則代表“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或者在一些花語詞典中,象徵著母親永恆的愛——這一含義似乎隨著維多利亞時代母愛的日益重要而發展起來。白色康乃馨象徵純潔的愛、好運或天真無邪。黃色康乃馨則象徵拒絕或失望。

粉紅色康乃馨的寓意——「母親永恆的愛」——正是母親節康乃馨的直接前身。安娜·賈維斯身處維多利亞時代花卉象徵主義盛行的文化氛圍中,選擇康乃馨作為母親節的象徵,這無疑是個清晰易懂的舉動。她運用了同時代人早已熟知的語言,選擇了一個本身就蘊含著與她想要表達的含義相近的象徵,並透過將其製度化,進一步鞏固了這一意義。

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如同所有符號系統一樣,是透過社會共識和強化來運作的。它的意義並非自然而然或必然的;而是約定俗成的,是人們共同認可的,被收錄在書籍中,並被那些希望被其他讀過同樣書籍的人理解的人們所實踐。康乃馨象徵著母愛,因為有足夠多的人如此認為,時間也足夠長,最終它就成了真理——所有符號的運作方式都是如此。

今日康乃馨:工業化花卉及其不滿

今天母親節出現的康乃馨是工業化花卉栽培的產物,它們經過精心培育,追求花朵大小、香氣濃鬱,最重要的是花期持久——康乃馨在花瓶中可以保存兩週,遠勝於大多數鮮切花,因此極具商業價值。它們主要產於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之後空運至邁阿密和阿姆斯特丹的花卉市場,再分銷至世界各地的花店和超市。

現代康乃馨與…相去甚遠石竹康乃馨起源於古老的地中海地區。經過培育,它衍生出數十個品種——包括單莖上開有多朵小花的噴霧康乃馨、單朵大花的標準康乃馨、迷你康乃馨,以及許多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顏色品種,例如通過染色或選擇性育種培育出的雙色和條紋品種。康乃馨產業每年生產約20億支康乃馨,其中相當一部分會在母親節前的幾週內售出。

這種工業化的康乃馨——規格統一、經久耐用、顏色多樣、許多品種都無香——本身就像徵著母親節象徵意義更廣泛的變遷:它已被標準化,優化了商業用途,失去了原有的獨特性,並變得隨處可見。安娜·賈維斯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分發的白色康乃馨——飽含深情、芬芳馥鬱,蘊含著特殊的個人意義——如今已淪為批量生產的商品,而這種批量生產既使這一象徵意義更加大眾化,也使其本身被稀釋。

這未必是抱怨。符號的易得性本身就值得稱道,例如一朵幾美元的康乃馨就能讓超市裡的孩子表達愛意,而這種表達方式如果用其他方式,則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和巧妙的構思。符號的廣泛使用並不會使其貶值,反而會使其轉變。而轉變並不等於喪失。


第四部分:賀卡-紙張、情感與真誠的問題

情感卡片的歷史

我們現在所熟知的賀卡——一張折疊的、印有祝福語的裝飾紙——是十九世紀的一項發明,這得益於印刷技術的進步和廉價郵政服務的發展。第一批聖誕賀卡於19世紀40年代在英國開始商業化生產;情人節賀卡隨後出現;到19世紀末,賀卡產業已在大西洋兩岸發展成為一支重要的商業力量。

母親節的出現對賀卡產業來說可謂恰逢其時。這個節日於1914年正式確立;賀卡產業當時已相當成熟;而且,母親節強調個人表達和情感交流,這與賀卡這種專門從事此類活動的媒介完美契合。到了20世紀20年代,母親節已成為賀卡產業最重要的節慶之一,並且一直保持著這一地位。

賀卡的象徵意義本身就十分複雜,值得探討。賀卡是一種委託表達——你購買他人的文字來傳達自己的情感,而這種交易總是讓一些人感到不自在。安娜·賈維斯就曾因此而對賀卡抱持敵意;她認為手寫信才是表達孝心的唯一恰當方式,而批量生產的賀卡則是一種情感外包,一種逃避真情實感勞動的方式。

但賀卡做到了手寫信無法做到的事:它提供了一個約定俗成的框架,讓人們可以安全地表達個人情感。許多人──或許是大多數人──都覺得難以直接而真誠地表達對所愛之人的感受;日常社交禮儀阻礙了這種表達,而害怕脆弱或顯得矯情也抑制了這種表達。賀卡提供了一個社會認可的場合和一套預先認可的情緒表達詞彙。它實際上在說:在這種情境下,對這個人,這是可以接受的表達方式。這並非虛偽,而是將真誠表達的許可製度化。

賀卡上的心聲:母親節情感分析

母親節賀卡的詞彙本身就是一個符號系統,其中包含反覆出現的圖像、短語和情感表達,這些都源自於一個多世紀的商業生產。閱讀一排母親節賀卡,就如同閱讀一份文化文獻——它記錄了一個社會對母性的官方認知,而這種認知又經過了編輯人員的過濾,這些人的工作就是生產出能被大眾消費的情感產品。

母親節卡片上最常見的圖案是花卉。玫瑰、康乃馨、雛菊和鬱金香頻繁出現,將這個節日與大自然的美麗與脆弱聯繫起來。這些花卉通常以柔和的水彩暈染或照片特寫呈現,色彩柔和和諧,賀卡的整體色調幾乎都取自溫暖柔美的色調——粉紅色、淡紫色、奶油色和柔和的黃色。

賀卡上最主要的情感——無論是詩句、標題或預印訊息——都是對無私奉獻的感激。在賀卡的世界裡,母親的定義在於她們所放棄、所給予的一切:睡眠、時間、自己的抱負和願望。賀卡上的母親永遠疲憊,永遠慈愛;她默默付出,不求回報;她理應得到這難得的一天的認可。這種情感邏輯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債務的邏輯──你虧欠你的母親,而這張賀卡,這一天,就是部分償還。

這種對犧牲的強調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蘊含著一種特定的母性理念──在這個理念中,好母親的定義就是自我犧牲的母親,是將自身需求置於子女需求之下的女性。這種理念深深植根於基督教神學(瑪利亞的甘願犧牲,她對上帝旨意的順從)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觀念(“家中的天使”,母親的道德完美體現在無私奉獻之中)。賀卡並非透過論證,而是透過重複來延續這種理念——大量的賀卡都在講述關於母親是什麼以及她們應得什麼的相同故事。

幽默牌及其像徵意義

「幽默」母親節賀卡的出現——這些賀卡以飲酒、疲憊、不完美的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種種混亂為笑料——代表著一種重要的象徵性反傳統。如果說感傷的賀卡將母親理想化,那麼幽默賀卡則承認她的人性;如果說感傷的賀卡強調感恩和敬意,那麼幽默賀卡則表達了團結和同情。

從某種意義上說,幽默卡是一種更坦誠的象徵性介入。它承認為人母的艱辛,承認母親也是有需求、有慾望、有耐心的人,承認親子關係有時滑稽可笑,有時令人抓狂。它為矛盾的情感留出了空間——比如孩子愛著母親卻又覺得她很煩人,或者母親愛著孩子卻又急需一杯酒。

這種對矛盾情感的承認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因為它將一些在感傷傳統中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的東西——母子關係的複雜性——納入了節日的官方語匯。母親和孩子很少總是充滿感激、無私奉獻和和諧相處;更多時候,他們是彼此相愛卻又彼此誤解、彼此失望、彼此抓狂的人。幽默卡並不能解決這種複雜性,但它承認了它的存在,而承認本身就是一種坦誠。


第五部分:食物、鮮花和母親節慶祝儀式

床上早餐:家庭生活的顛倒

母親節最歷久不衰的傳統之一——在床上享用早餐——象徵性地顛覆了傳統的家庭秩序,值得我們停下來仔細探究這種顛覆的真正含義。平日照顧他人的母親,如今自己也享受到了美食。平日被照顧的孩子,如今變成了照顧他人的人。臥室,通常是私密的休憩空間,如今變成了歡慶的社交場所。烹飪的辛勞,平日不為人知、無人問津,如今變得顯而易見,並被當作一份禮物呈現給親朋好友。

這種顛倒在人類學意義上具有狂歡節般的意味:它暫時顛覆了正常的等級制度,並在這過程中承認(從而強化)了這種等級制度。床上早餐之所以具有像徵意義,正是因為它是例外——因為一年中的其他日子裡,母親都是第一個起床,準備早餐,養活全家。唯一一天,當她享用早餐時,她的日常勞動才得到認可,而這種認可正是透過與她通常所做的事情相反的方式來實現的。

母親節早餐的典型食物——雞蛋、煎餅、柳橙汁、咖啡,或許還有含羞草雞尾酒——都是奢華和休閒的象徵,需要花費心思準備,也與豐盛和慶祝聯繫在一起。尤其是雞蛋,承載著古老的象徵意義:在春季慶祝活動中(母親節恰逢春季),雞蛋象徵生育和新生。復活節彩蛋只是更古老的象徵意義中最顯而易見的一種體現,在這個意義中,雞蛋代表著生命的開始,代表著先於現實的潛能。

床上早餐儀式的不完美之處——烤焦的吐司、灑出來的橙汁、歪斜的煎餅——恰恰是其意義的一部分。禮物並非食物本身(食物通常平平無奇),而是孩子們為母親付出的努力、心意和意願。從這個意義上講,床上早餐是一種敬意的儀式——一種封建時代的饋贈,其中食物的品質遠不如饋贈的姿態重要。

母親節早午餐:公共儀式及其意義

母親節慶祝活動從家庭空間轉移到餐廳,這代表著一種重要的象徵性轉變,而安娜·賈維斯對此尤其反感。餐廳早午餐——如今已成為餐飲業最繁忙的用餐時段之一——將原本私密的家庭用餐儀式轉變為公開的商業交易。

但餐廳早午餐並非只是向商業主義的妥協。它也體現了一種認知:烹飪本身就是母親們在她們唯一值得慶祝的日子裡常常不願承擔的勞動——而對許多母親來說,在餐廳用餐恰恰是這個節日應該提供的休閒方式。其像徵意義發生了轉變:不再是顛覆家庭秩序(孩子做飯,母親休息),而是全家購買了對家庭秩序的完全豁免權(無人烹飪,陌生人服務)。

母親節的餐廳是一個奇特的社交空間──一個公開的場所,承載著一種極度私密的情感。一家人圍坐在餐桌旁,努力營造歡樂的氣氛,也就是說,他們試圖展現出這一天本應喚起的情感。這種展現往往真摯,也往往複雜,常夾雜著焦慮。餐廳裡擠滿了努力嘗試的人,而這種嘗試本身就蘊含著意義。

禮物:物品作為關係的象徵

母親節的禮物經濟——鮮花、巧克力、珠寶、水療護理、個人化禮品——是這個節日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方面之一。每一份母親節禮物都蘊含著對收禮者的某種解讀:她珍惜什麼,她需要什麼,她值得擁有什麼,以及她與送禮者之間的關係。

鮮花是最主要的禮物,它們承載著我們在討論康乃馨時已經探討過的象徵意義:美麗、易逝、象徵著自然的豐饒以及生死輪迴。送花比送珠寶更有意義──它傳遞的訊息是:我送你一些不會長久的東西,因為美並不需要永恆才能有意義。它也傳遞著:我經過深思熟慮,選擇了活生生的生命。

珠寶——例如鑲嵌著孩子照片的吊墜、生日石戒指、刻有孩子姓名首字母的項鍊——承載著不同的象徵意義。這些物品象徵著永恆,設計成貼身佩戴,掛在母親的頸間或手腕上,時刻提醒著人們它們所代表的母子情誼。吊墜是一種特別古老的飾品,其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旅行者攜帶的微型肖像和朝聖者佩戴的聖物匣;在母親節的吊墜中,盛放的並非聖人的遺物,而是孩子的面容,這或許才是更為神聖的象徵。

手工禮物——通心粉項鍊、彩繪煙灰缸、陶瓷手印——之所以佔據特殊的象徵地位,恰恰是因為它們不實用,除了承載著心意和愛之外,並無其他功能。手工禮物傳遞的訊息是:我親手為你製作了這件禮物,我製作它是因為我愛你,而不是因為它美觀或實用。這是禮物象徵意義最純粹的形式──禮物本身就是純粹的情感,是關懷與體貼的體現。


第六部分:色彩、圖像與母性的視覺象徵

粉紅色盤:女性氣質、養育及其不滿

母親節作為一種視覺現象——從賀卡、裝飾品、花束到零售陳列——幾乎完全以粉紅色為主。這並非偶然;它反映了粉紅色與女性氣質、女性氣質與養育、養育與母性角色之間根深蒂固的文化連結。但這種連結也具有歷史偶然性、文化特殊性,在某些方面是近代才形成的。

粉紅色與女性氣質的連結——如今已根深蒂固,看似自然而然、普世皆然——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紀才發展起來的。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在許多歐美文化脈絡中,粉紅色被視為男性化的顏色──一種強烈、自信的顏色,一種較淺的紅色,象徵著活力和決心。相較之下,藍色則與寧靜、聖母瑪利亞的長袍以及更為溫柔的女性美德聯繫在一起。 「男孩穿粉紅色,女孩穿藍色」並非什麼怪異的顛倒,而是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仍然盛行的主流習俗。

這種轉變是逐漸發生的,是時尚產業決策、廣告宣傳以及二戰後消費文化中性別差異加劇共同作用的結果。到了1950年代,粉紅色/藍色的性別二元論已經固化,成為大多數美國人習以為常而非刻板印象的事物——而母親節,這個在20世紀50年代「粉紅十年」中確立的節日,也徹底吸收了這種聯想。

母親節的粉紅色係因此承載著豐富的象徵意義,它既關乎女性氣質,也關乎母性角色的文化建構,也關乎20世紀中期美國關於家庭女性的意識形態。當你看到母親節櫥窗裡粉紅色的康乃馨、粉紅色的絲帶和粉紅色的字體時,你看到的其實是一系列關於母親本質和女性氣質的觀念的視覺編碼——這些觀念強大到足以讓人覺得理所當然,但又並非總是如此。

擁抱的意象:描繪母愛

母親節廣告和賀卡的視覺符號總是反覆出現同一個意象:擁抱、緊握、牽著。母親擁抱孩子,孩子擁抱母親。手臂環繞,臉龐緊貼。身體尋求親近、溫暖和接觸。這個意象——普世皆知、古老而又反覆出現,從舊石器時代的維納斯雕像到聖母子像,再到當代廣告圖片,藝術作品中都有它的身影——是母愛的核心視覺象徵。

擁抱作為一種象徵,同時蘊含著多重意義。它像徵著保護——母親的臂膀如同避風港,庇護嬰兒免受外界傷害。它像徵著滋養──哺育嬰兒的身體也承載著擁抱。它像徵著愛的起源與終點──最初那份溫暖與安全感,塑造著之後的所有依戀關係。它也像徵著嬰兒與生俱來的依賴性,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時無助無助,若沒有照顧者的臂膀,便無法生存。

從鮑比到溫尼考特,心理學家們分析了早期擁抱對人類發展的重要性,他們的分析表明,擁抱的象徵意義並非隨意而為,而是指向人類依戀結構中某些真實存在的事物。無論文化背景如何,無論世紀如何變遷,當我們彼此相愛時,我們都會擁抱對方,因為擁抱是愛最直接、最原始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母親節的擁抱意像是該節日最精準的視覺符號之一——一個真實象徵著真誠情感的符號。

手印:存在的證據

在眾多兒童禮物中,母親節最常見的象徵之一是手印——用顏料、粘土或石膏壓印,寫上孩子的名字和日期,贈予母親,以此證明孩子曾在這個尺寸、這個時刻存在過。手印禮物與康乃馨或賀卡等象徵意義不同:它並非對事物的再現,而是對事物的直接印記。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索引──一種與所指事物有實際連結的符號。

手印作為一種符號,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已知最古老的人類符號交流形式——從蘇拉威西島到西班牙的洞穴中發現的手印,是透過將手按在洞壁上並吹出顏料而形成的——正是如此:它是手的痕跡,是人的痕跡,是存在的痕跡。這些洞穴手印可追溯到四萬年前,至今仍未被完全解釋,但其中一種解讀卻令人難以抗拒:我曾在這裡。我存在過。這是我的手的形狀。

母親節當天,孩子送給母親的手印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這是我四歲時的手的大小。這是我童年的見證,為你保存。母親收到它,就像古代人類收到彼此的手印一樣:作為存在的證明,作為防止失蹤的證據。


第七部分:符號的政治性-母親節未展現的內容

無私母性的理念

母親節的象徵意義,經批判性審視,蘊含著一種特定的、具有歷史特殊性的母性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女性主義學者和活動家的質疑。這個節日的主導象徵語彙——無私奉獻者、不知疲倦的養育者、以與子女的關係定義自身身份的女性——並非對母親本質的客觀描述,而是對母親應有形象的規範性規定。

這種意識形態會帶來後果。當我們把母性象徵為本質上的無私奉獻——當康乃馨代表“她從未停止付出”,賀卡上寫著“我的一切,都歸功於你”——我們就編碼了一種自我犧牲的期望,這種期望幾乎只適用於女性,也幾乎只適用於她們的母親角色。我們也透過美化,將育兒的勞動——烹飪、清潔、哺乳、教育、管理和擔憂這些構成育兒實際內容的部分——美化為愛而非勞動,從而使這些勞動變得隱形。

女性主義對母親節象徵意義的批判並非針對母親或母愛本身,而是針對該節日的象徵意義掩蓋了結構性不平等這一事實。這個節日告訴母親她們的價值,卻對與母親身分相關的工資懲罰、缺乏帶薪育嬰假、托兒服務不足或家務勞動分配不均等問題置之不理,實際上是用象徵性的認可來替代實質性的改變。在這種解讀下,康乃馨不過是一種安慰獎。

這種批評在探討母親節的起源時體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回想一下,安·里夫斯·賈維斯——這位因去世而啟發母親節設立的真正女性——是一位社會改革家,她組織“母親友誼日”的初衷,就是為了促進社區活動和公民參與。而女兒以她的名字創立的節日,卻並非旨在推動社會運動──它充滿溫柔、個人化和家庭化。將一位改革家的遺志轉化為一個表達個人感恩而非集體行動的節日,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儘管人們很少意識到這一點。

象徵是誰的母親?

母親節的視覺語言──廣告、賀卡、電視廣告中的影像──歷來只展現了現實母親群體多樣性的一小部分。在母親節商業化的大部分歷史中,畫面中的母親都是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鮮花擺放在郊區住宅裡;早午餐在高檔餐廳享用;珠寶品味高雅,價格不斐。

這種象徵意義上的狹隘會帶來後果。當母親節的形像中不包含黑人母親、拉丁裔母親、移民母親、單身母親、貧困母親、女同性戀母親、跨性別母親,或任何其他現實中為人母的形式時,它傳遞出的信息——不是通過論證,而是通過遺漏——是關於哪些母親才值得慶祝,哪些家庭才足夠“正常”,可以被納入這個節日的象徵體系。

母親節圖像中母性形象的逐漸豐富,既具有像徵意義,又不足以全面展現其多樣性。賀卡貨架上出現更多不同面孔,並不能改變賀卡所蘊含的無私奉獻的理念;它只是讓這種理念更加普適,惠及更廣泛的女性群體。真正的象徵性轉變需要的不僅是更廣泛的呈現,而是不同的呈現方式──展現有抱負、有挫折、有需求的母親形象,讚美母親,不僅因為她們的付出,更因為她們本身。

節日無法承載的悲傷

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母親節並非節日,而是一道傷疤。對於失去母親的人來說,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是無比悲痛的日子——在這一天,全世界對母愛的讚頌反而更加凸顯了他們失去母親的痛苦。對於那些曾經遭受母親虐待或不和的人來說,母親節所強調的敬意和感恩不僅顯得無關緊要,反而會讓他們感到切膚之痛。對於那些經歷過流產、不孕或喪子之痛的人來說,母親節對母子情深的頌揚也可能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包括康乃馨和充滿溫情的賀卡,是針對一種特定的情感情境而精心設計的:成年子女對健在慈愛的母親表達純粹的感激之情。然而,無論從象徵意義還是製度層面來看,它都無法應對相當一部分人在這一天所經歷的悲傷、矛盾和複雜的情感。

這種不足並非母親節象徵意義的偶然組成部分,而是其本質所在。母親節之所以能作為一種象徵體系發揮作用,部分原因在於它排除了某些現實——它強調的是理想化的母愛和理想化的母子關係。康乃馨無法像徵一個不慈愛的母親,一個不被愛的孩子,或者一段夭折的懷孕。它只能像徵人們賦予它的意義:愛、純潔、奉獻、超越死亡的永恆。


第八部分:世界各地的母親節-共通的主題,地方的象徵

全球節慶及其變體

母親節以其美國的形式傳播到五十多個國家,這得益於美國文化的影響、商業利益以及母子關係的普遍性。但在傳播過程中,它也與當地的母子像徵相互碰撞融合,產生了豐富多彩的本土化版本。

在英國,母親節(Mothering Sunday)比美國的同名節日早幾個世紀,在20世紀受美國影響而復興,但仍然保留著自身的象徵性傳統:西姆內爾蛋糕、春季鮮花禮物、前往“母教堂”朝聖。英國的母親節賀卡比美國賀卡更常包含諷刺幽默;英國人的情感表達通常較為內斂,而幽默則較為普遍。

在墨西哥,母親節(Día de las Madres)定於5月10日——一個固定的日期,而不是像美國母親節那樣在第二個星期日舉行——是墨西哥最重要的節日之一。其像徵意義與美國母親節有所不同:墨西哥有墨西哥流浪樂隊的夜曲、清晨唱的傳統生日歌,以及墨西哥特有的花卉——大麗花、萬壽菊、玫瑰——而非美國常見的康乃馨。墨西哥母親節所蘊含的濃厚孝道常被人們所提及;墨西哥人對待這個節日的嚴肅程度,有時是美國母親節所缺乏的。

在日本,母親節是在戰後受美國影響而引入的,並融入了日本的美學情趣。其像徵意義包括鮮花——康乃馨仍然是主打花色,體現了美國的影響——以及手寫信件的美感、精心包裝的禮物,以及透過日本傳統送禮文化表達的正式感恩之情。與美國相比,日本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在情感表達上更為含蓄,在物質呈現上則更為精緻。

在衣索比亞,秋季舉行的為期三天的安特羅什特節標誌著雨季的結束。節慶期間,大家庭會團聚一堂,享用豐盛的慶祝餐點。婦女和女孩們會帶來蔬菜,媳婦會帶來奶油和蜂蜜,而男人們則會帶來肉類。這個節日的象徵意義在於強調群體團聚和共享豐盛,而非對母親個人的認可——這是一種集體而非個人的母性慶祝象徵。

這些差異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表達對母親敬意的象徵意義遠比美國常見的康乃馨和賀卡所展現的豐富得多。不同的文化為同一種關係找到了不同的象徵語言——而這些不同的語言則揭示了人們對母性本質、母性意義以及如何表達敬意的不同理解。

跨文化之花

原來,鮮花是母親節的通用象徵,但具體代表的花卉卻千差萬別,而這種多樣性本身就意義非凡。除了美國康乃馨,還有日本百合、英國水仙、墨西哥大麗花、印度蓮花和澳洲菊花。每一種花都承載著獨特的象徵意義和文化內涵。

蓮花——南亞和東南亞的母親節之花——是世界上最具象徵意義的花卉之一。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圖像學中,蓮花代表著精神覺悟、神聖的女性特質,以及從污濁的出身中涅槃重生的能力(蓮花生長於淤泥之中,最終綻放於水面之上)。贈送蓮花,便是喚起一種複雜的精神像徵意義,將母親與神性、純潔以及美戰勝逆境聯繫起來。

菊花——東亞文化中像徵秋季的花卉——在不同的語境下具有不同的寓意:在日本,它是皇室之花,象徵長壽和青春永駐;在中國,它與秋季、退休和逆境中的堅韌聯繫在一起;在一些歐洲文化中,它是葬禮用花。在澳大利亞,母親節落在五月,正值南半球的秋季,而菊花卻成為了母親節的代表花卉,這反映了花卉象徵意義會受到氣候和季節的影響。

鮮花在不同文化中作為母親節象徵的普遍性本身就意義非凡:幾乎在所有文化背景下,人們都會透過贈送美麗、鮮活且易逝的花朵來表達對母親的敬意。這種一致性表明,鮮花並非隨意象徵母性,而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它與母性、自然豐饒、繁衍循環以及轉瞬即逝的美麗緊密相連,因此,當美麗存在時,更應珍惜。


第九部分:文學與母親的象徵

文學中的母親:從德墨忒爾到當代小說

文學一直是母性象徵得以詮釋、質疑和轉變的主要場所之一。從悲痛欲絕的德墨忒爾到哥德小說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母親,再到當代小說中複雜而又充滿人性的母親,文學作品中的母親形象貫穿始終,作家們藉此探討了關於愛、犧牲、矛盾和身份認同等諸多深刻問題。

文學傳統中理想化​​的母親形象──家中的天使,自我犧牲的聖人──根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也催生了母親節卡片。在狄更斯等人的小說中,慈母是家庭的道德中心,是溫暖和善良的源泉,她的離去會將孩子推入充滿危險和匱乏的世界。小內爾的母親…老古董店奧利佛·特威斯特的母親霧都孤兒(一位在分娩時去世的母親,僅僅作為生命之初失去的純潔之愛的象徵而存在)——這些母親具有像徵功能,是道德支柱,而不是作為完全實現的人類。

現代主義傳統對理想化母親的象徵意義更為苛刻。在D.H.勞倫斯的作品中,母愛變得令人窒息、佔有欲極強,成為兒子個性發展的障礙——俄狄浦斯情結被文學化。在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中,死去的母親如同罪惡感和責任感的化身,縈繞在兒子心頭,她的愛本身也成為一種負擔。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中…到燈塔去拉姆齊夫人是個較為複雜的人物──她真心慈愛,但也善於操縱;她能力出眾,但也受困於自身的限制──因此,小說對她的哀悼也相應地變得複雜。

在瑞秋·卡斯克、珍妮·奧菲爾、希拉·赫蒂和瑪吉·尼爾森等作家的筆下,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母親形象又有所不同:她們既是母親,也是獨立的個體,擁有慾望、抱負、怨恨和恐懼,這些情感與她們的母性情感並存,有時甚至相互衝突。這些文學作品中的母親並非母性的象徵;她們親身經歷了母性,體會著其中所有的艱難、矛盾和愛。

這種文學表現形式的轉變——從將母親作為象徵符號轉向將母親作為真實的人——尚未完全融入母親節的象徵語匯中。賀卡上依然充滿理想化的母親形象;鮮花仍獻給天使而非真實的母親。但文學總是走在文化官方象徵體系的前沿,幾十年來一直在努力尋求一種更真實的表達方式。

母親的詩篇:西爾維亞·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頓與懺悔錄傳統

二十世紀中期的自白詩——西爾維亞·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頓、羅伯特·洛威爾——以一種賀卡式詩歌傳統無法容納的坦誠,將母子關係置於美國詩歌的核心。在普拉斯的《晨歌》(她以複雜而豐富的情感描述了女兒出生時的反應,其中既包含喜悅,也包含其他情感:「愛讓你像一塊厚重的金錶一樣動起來。/助產士拍打著你的腳底,你稚嫩的哭聲/融入了萬物之中」)和塞克斯頓的《死者知曉的真相》等詩作中,母子關係被描繪成一個充滿真摯精神力量的場所——既充滿愛,又不簡單;既是聯結,也是束縛。

普拉斯的《美杜莎》——一首獻給她母親的詩,以美杜莎(希臘神話中可怕的蛇髮女妖,她的目光能將男人變成石頭)的形像作為母性力量的象徵——是文學傳統中對母性矛盾心理最有力的探討之一。這首詩並沒有否認母女之間的愛;它強調了這種愛,同時也強調了其中的恐懼,強調了母女關係在最強烈的時候,會讓人感到一種無法逃脫的糾纏:

「從那石質口塞組成的沙洲上,/ 白色的棍子轉動著眼睛,/ 耳朵捧著大海的混亂,/ 你安放著你那令人不安的頭顱——神球,/ 慈悲的透鏡……”

美杜莎既是母親又是怪物,她原本是愛的化身,卻變成了麻痺的象徵。普拉斯並非認為所有母親都是可怕的;她是在說,母子關係在其最強烈、最複雜的狀態下,會產生賀卡傳統無法承載的情感。自白詩的象徵意義與母親節的象徵意義截然不同,二者之間的張力本身就發人深省。


第十部分:母親象徵的精神分析-我們真正追求的是什麼

鮑比、溫尼考特與依戀情結

精神分析傳統一直以母親形象為核心——並非將其視為社會制度或像徵性約定,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心理存在,是愛與依賴的最初對象,是兒童情感世界最初圍繞其構建的人。約翰·鮑比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起來的依戀理論,為許多人一直以來憑直覺理解的道理奠定了科學基礎:嬰兒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連結不僅僅是情感上的,更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必需,其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不亞於食物和溫暖。

兒科醫師兼精神分析學家D.W.溫尼考特提出了「夠好的母親」的概念,她對母子關係的描繪比賀卡上理想化的聖人形象更加細緻入微、更加真實。溫尼考特認為,夠好的母親並非完美母親──世上沒有完美的母親──而是能夠充分滿足嬰兒需求的母親,她會在一些小事上犯錯,並會彌補這些錯誤;她既能給孩子足夠的陪伴和安全感,又能給孩子足夠的空間去成長。溫尼考特的理論所指向的象徵並非康乃馨,而是這個過程──持續不斷的、不完美的、不斷修復的關係。

這種精神分析視角揭示了母親節為何總給人一種既過分又不足的感覺。這個節日試圖象徵一種關係,而這種關係是人類心理塑造中最具深遠意義的經驗之一——最初的依戀、最初的愛、最初的依賴和關懷。這種關係極難被充分象徵,因為它的影響如此深遠,其運作如此之早,甚至早於意識的形成。我們試著用康乃馨和賀卡來代表某種在我們學會思考之前就已經完全運作的事物。

尋找母親:成人的渴望與母性象徵

母親節的象徵意義不僅在於對母親的敬意,更在於一種更為瀰漫、難以言喻的情感──成年人對童年母親所給予的那種關愛的渴望。許多被母親節的象徵意義深深打動的人,並非僅僅對母親心懷感激;他們透過這種象徵意義,去追尋那些他們或許從未真正擁有過,或曾經擁有卻已失去的東西。

精神分析學家克里斯多福·博拉斯曾著述他所謂的「轉化客體」——第一個轉化嬰兒體驗的客體(母親),它將飢餓轉化為滿足,將寒冷轉化為溫暖,將孤獨轉化為陪伴。博拉斯認為,這種轉化能力的記憶會持續存在於成人的無意識中,而當我們尋求某些能帶來轉化的客體和體驗時——例如某些類型的音樂、藝術、自然和愛——我們真正尋求的正是這種轉化能力。人們對母親節的熱情或許與這種尋求有關:這個節日激活了人們對最初的轉化客體、最初的愛和最初的關懷的記憶。

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就比表面看起來更耐人尋味、更令人心酸。康乃馨和賀卡不僅是對特定人物特定關係的認可;在更深層次上,它們也像徵著對母親曾經代表的那種愛的渴望——無條件的、體貼的、改變人生的愛。這種渴望永遠無法完全滿足,或許正因如此,這個節日歡樂的表象之下,總是隱藏著一絲淡淡的憂傷。


第十一部分:象徵意義的變遷-二十一世紀母親節的演變

新家庭,新符號

二十一世紀的家庭結構比安娜‧賈維斯在1908年創立母親節時所設想的更加多元化。同性伴侶共同撫養孩子;單親父母(包括母親和父親)獨自撫養孩子;重組家庭由繼父母和親生父母組成;養父母、寄養父母和祖父母等也參與其中,形成了更多樣化的家庭結構。為了適應這種多樣性,母親節的象徵意義也必須隨之擴展──有時略顯笨拙,有時則恰到好處。

「母親」這個象徵範疇的擴展,是近幾十年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發展之一。如今,賀卡公司生產的賀卡涵蓋了各種主題,例如送給「兩位媽媽」的賀卡、送給身兼父親的母親(例如,與前世有過婚姻關係並育有子女的跨性別女性)的賀卡、送給祖母的賀卡、送給繼母的賀卡,以及收養子女的母親的賀卡。每一張賀卡都代表著一種象徵性的協商──試圖將原本不包含在節慶象徵脈絡中的某種關係納入其中。

這種擴展並非單純的商業投機,它反映了真正的社會變革,其所產生的象徵意義也是對真誠情感的真誠頌揚。寫給「兩位媽媽」的賀卡並非對節日原意的歪曲,而是對原意的延伸,涵蓋了那些一直存在卻並非總是被公開認可的母愛形式。

社群媒體與母愛的表現

社群媒體的興起為母親節增添了新的象徵意義——公開表達愛意和感激之情,在Instagram上發布帖子,在Facebook上表達敬意,以及在推特上發布信息,這些都讓原本私密的母女關係短暫地公開化。這種公開表達孝心的行為是母親節象徵意義發展史上的新階段,且其內涵十分複雜。

一方面,社群媒體上的母親節祝福將節日的象徵意義——即利用母親節表達感恩的傳統——延伸到了新的媒介。可以說,這是一種數位化的康乃馨。另一方面,社群媒體祝福的公開性改變了表達與受眾之間的關係:賀卡是寫給母親的,而Instagram貼文則是面向全世界,母親只是見證者。情感相同,但表達方式不同──而且面向的受眾也不同。

這引發了關於真實性和誠意的質疑,與安娜·賈維斯對批量生產的賀卡的抱怨不謀而合。母親節的Instagram貼文究竟是真情流露,還是為了取悅受眾而表演出來的愛?兩者兼而有之是否可能?這些問題或許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它們值得探討,因為它們揭示了社交媒體時代符號運作方式的某些方面:符號越來越多地被生產出來以迎合受眾,而受眾也塑造了符號的意義。

環境象徵:永續花卉與慶典倫理

在二十一世紀初,母親節象徵意義中一個日益凸顯的維度是可持續性問題——即,通過購買在南美洲大量使用殺蟲劑種植、並空運數千英里才趕在節日前抵達超市的鮮花來慶祝自然界的繁衍法則,究竟意味著什麼?母親節鮮花種植的環境批判是一種相對較新的象徵性話語,但它正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本地種植的鮮花——無論是購於農貿市場、自家花園,還是採摘自樹籬——已成為工業化康乃馨的反面象徵:它不僅象徵著母愛,更像徵著一種與自然世界之間充滿關懷和可持續的關係,而非掠奪和浪費。贈送本地種植或可持續來源的鮮花,就是在表達節日所應頌揚的那種關懷——一種根植於與生機勃勃的世界的聯結,而非僅僅追逐市場的關愛。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回歸母親節最初象徵意義的方式:回家路上從樹籬中採摘的野花,以及見證季節和景緻的春日繁花。生態母親節禮物並非對節慶象徵意義的否定,而是對其的深化──它試圖頌揚母性原則,不僅體現在人類身上,也體現在自然界中,因為在最古老的象徵傳統中,自然界才是母性最根本的體現。


第十二部分:母親節象徵意義的未來

這個符號仍在試圖做什麼

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從其古老的起源,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完善,再到商業化的製度化和二十一世紀的複雜性,揭示了一個持續且真正困難的項目:試圖為難以被賦予恰當象徵形式的事物賦予恰當的象徵形式。

母愛──那種存在於生育或養育你的母親與你成長為如今的你之間的特殊情感──並非單一的事物。它是一種累積:無數個不眠之夜、清晨的學校時光、爭吵、和解、沉默、歡笑、擔憂、驕傲、失望和寬恕。這是一種貫穿人生全程的關係,隨著雙方的改變而變化,永無止境,也永無止境。任何康乃馨、任何賀卡、任何早午餐、任何Instagram貼文都無法囊括這一切。象徵永遠都在努力追尋它無法完全掌握的東西。

但這正是所有符號的共同特徵,並非母親節符號的特例。符號本身並不等同於它們所象徵的事物;如果它們足夠,我們就無需同時擁有符號和事物本身了。十字架不包含耶穌受難;國旗不包含國家;結婚戒指不包含婚姻本身。這些物品指向它們所代表的事物,創造了一個空間,使人們能夠接近、思考和敬仰所代表的事物。這種指向本身就是像徵意義。

從這個意義上講,康乃馨並非因為未能完全詮釋母愛而成為一個失敗的象徵。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連結點,一個關注的瞬間,一個讓給予者和接受者能夠感受到並認可彼此關係的契機。這個節日創造了一個儀式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平凡的事物變得清晰可見——在這個空間裡,母愛的積累、辛勞和犧牲,至少在短暫的瞬間,被賦予了非凡的意義。

邁向更豐富的符號詞彙

對母親節象徵意義的考察所能得出的最誠實的結論是,該節日現有的象徵語匯雖然強大而持久,但卻並不完整。它不足以表達那些失去母親者的悲痛;不足以表達那些與母親關係複雜的人的矛盾心理;不足以表達那些不符合理想化形象的母親的隱形狀態;不足以表達情感背後所蘊含的辛勞;也不足以表達塑造母性體驗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較豐富的母親節象徵語彙需要做到現有語匯無法做到或做得不夠好的事情。它需要將悲傷與慶祝並存——為那些哀悼的人們留出空間。它需要承認愛與複雜性並存──既尊重那些艱難的關係,也尊重那些輕鬆的關係。它需要展現愛與付出並存的勞動──認知到照顧的工作不僅僅是情感上的,還包括體力勞動、社會活動和政治因素。它也需要在傳統形象之外,涵蓋更廣泛的母親形象──承認愛與關懷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

對一朵康乃馨來說,這要求未免太高了。但符號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內涵,任何鮮活文化的符號詞彙都處於不斷演變之中,不斷被使用者及其經驗所豐富修正。 2050年的母親節象徵意義將與1914年或今天的母親節象徵意義截然不同。它將受到家庭結構變遷、對母愛的理解不斷演進、環境倫理和社會正義的訴求以及藝術和文學表達的持續影響。

或許,最終留存下來的,只有那朵花──一朵花,任何一朵花,這朵鮮活的生命,贈予賦予你生命或如同賦予你生命般關愛你的人。贈與生命的本能太過古老,太過根深蒂固於人類的象徵實踐之中,不會消逝。而花朵之下,留存的,是花朵所指向之物:最初的愛,最初的關懷,所有後續關係由此而生的最初關係。那東西無法被充分象徵。但我們仍值得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用我們所掌握的任何符號去象徵它——因為嘗試去象徵它本身就是一種對它的敬意。


尾聲: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某個地方,一個孩子正將手印按進顏料裡,再將顏料印在紙上,看著小手的印記逐漸顯現。某個地方,一個兒子站在藥局的走道裡,讀著卡片,試圖找出那些難以言喻的字眼。某個地方,一個女兒正將白色的康乃馨插進花瓶,思念著離世的母親。某個地方,一位父親正和孩子們一起做煎餅,廚房裡麵粉和橙汁灑得到處都是,一片溫馨的混亂,他們正努力為孩子們準備一頓豐盛的床邊早餐。

在某個地方──可能是在雅典,在德墨忒爾神殿的遺址裡;也可能是在墨西哥的一座教堂裡,一支墨西哥流浪樂隊正在演奏。拉斯馬尼亞尼塔斯或者,在英國某個村莊,有人正在製作西姆內爾蛋糕——人們正在做著人類自古以來表達對生命源泉敬意的方式:帶來美好的、可食用的、手工製作的、鮮活的、芬芳的事物。具體的物品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但這種衝動卻由來已久。

安娜·賈維斯原本希望這個節日能專門紀念她的母親,承載她那份獨特的悲痛。然而,這個節日的意義卻遠不止於此,它瀰漫在千百萬個具體的人際關係之中,一層薄薄的象徵意義掩蓋著深邃的情感。象徵意義無法完全表達這種情感的深度,任何事物都無法做到。但它創造了一個契機,在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讓人們得以短暫地緬懷這份深沉——讓人們有機會將手按在顏料上,留下印記。

然而,這種印象,無論多麼不完美,就是我們所擁有的。也只能如此了。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就所有符號而言,也就是說,它以一種不完美卻真誠的方式,竭力觸及那些無法完全言說的東西——它確實做到了。


第十三部分:美國神話中的母親形象-從拓荒女性到足球媽媽

先驅母親的奠基神話

美國文化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精心建構的母性神話,它在某些方面既不同於古代女神傳統,也不同於歐洲感傷主義傳統,但又汲取了二者的養分。可以說,這種獨特的美國母性神話始於拓荒母親的形象──她們橫跨大陸,忍受著難以想像的艱辛,在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下維繫著家庭和家庭秩序,從而成為西進運動的道德和實踐基礎。

這個形象——在雕像、繪畫、西部小說和電影以及眾多西部州的官方圖像中均有體現——是美國特有的古老大地母親原型與維多利亞時代家庭理想的融合,並被移植到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拓荒母親並非歐洲資產階級意義上嬌生慣養的家庭主婦;她堅強、務實、能幹、堅韌。她耕田、接生、埋葬孩子,並在寒冬中守護爐火。她是因生存的需要而變得英勇的母性典範。

因此,拓荒母親的象徵意義與客廳理想中的形象截然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母親形象與花朵、柔美以及室內家庭生活聯繫在一起,而拓荒母親則與戶外景觀本身緊密相連——草原、山脈,以及在經典圖像中她所站立的廣袤天空。她更像是德墨忒爾而非聖母瑪利亞——一位大地之母,一位豐收女神,一位力量源自並展現於她與土地聯結的女性。

美國母親與美國風景之間的這種聯繫,是一種強大的象徵性力量,它以不總是自覺的方式貫穿美國文化。母親節的田園意象——花園、盛開的花朵、陽光明媚的午後——正是源自於這種母性與自然世界的連結。甚至連許多母親節場景中常見的郊區後院,也是田園風光的微縮版:一個由母親精心照料的、精心培育的自然家園。

這神話最宏偉的體現,莫過於古特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未實現的「拓荒女性」雕像計劃——這座雕像原本計劃矗立在大平原上,象徵著那些締造了美國的母親們。雖然該計劃最終未能按預期規模完成,但其背後的理念卻深刻地揭示了拓荒母親在美國文化中像徵意義的本質:她不僅是家庭之愛的化身,更是國家象徵,是文明的象徵,是國家的母親,也是她所有孩子的母親。

共和主義母親與公民母性神話

美國母親的政治神話根植於建國時期。歷史學家琳達·克伯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共和母親」概念,描述了新生的共和國理解女性公民角色的意識形態框架:女性沒有投票權,不能擔任公職,不能直接參與公共生活,但她們可以教育兒子,而這些兒子將成為共和國的公民。母親的政治意義在於她對下一代公民的影響。

這種意識形態——從十九世紀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塑造了一個特定的象徵形象:母親是民主的隱形引擎,是公民美德的傳承者,是憑藉其私人影響力創造公共福祉的女性。它既為頌揚母親提供了正當理由,也為將她們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提供了正當理由:她們太重要了,不應被政治所干擾;她們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不應被剝離。

這種意識形態所產生的象徵意義在美國公民生活的官方圖像中無所不在。那些紀念「締造美國的女性」的紀念碑幾乎都是紀念母親的紀念碑——紀念革命之母,紀念在戰爭中失去兒子的金星母親,紀念養育了開墾這片大陸的先驅者的母親們。母親是共和國的象徵性基石,這既是對她的尊崇,也是對她的一種限制。

這種政治神話以延續至今的方式影響著母親節的修辭。當政治人物在演講中提及母親時——無論哪個黨派,無論何種意識形態,他們都不斷地提及母親——他們所借鑒的正是公民母親這一深刻的象徵意義,即母親為公共利益做出的個人犧牲。黃絲帶、金星、懸掛在窗戶上的藍星服役旗——這些都是美國特有的母親象徵,象徵著母親不僅獻出自己的身體孕育生命,更將孩子的生命奉獻給了國家。它們是美國象徵體系中最有力、最令人心痛的符號之一。

人物的轉變:從唐娜·里德到“媽媽戰爭”

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母親形象的主流象徵——母親節早期幾十年所塑造的形象,隨後又被電視、廣告和流行文化所強化——是郊區家庭主婦:圍著圍裙,面帶微笑,興高采烈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在操持家務和養育子女中獲得最大的滿足感。這一形象——與唐娜·里德這樣的名字連結在一起,與…的形象連結在一起《女士家庭雜誌》美好家園與花園它具有 20 世紀 50 年代消費繁榮時期的美學特徵,既是對社會現實的描述,也是對意識形態的處方。

對這一人物的象徵性批判——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1963年,弗里丹提出,理想化的郊區家庭主婦並非自然或必然的形象,而是一種文化建構,是特定意識形態利益(廣告、房地產、戰後消費經濟)的產物,這些利益受益於女性被禁錮於家庭領域。弗里丹稱這種意識形態為「沒有名字的問題」——即女性普遍存在的不滿,她們曾被告知家庭角色就是她們人生的全部意義,但她們在實踐中發現並非如此。

弗里丹參與發起的女權運動在隨後的幾十年改變了美國母親形象的象徵意義,儘管這種轉變永遠是不徹底的。母親的象徵形象變得更加複雜:她現在也是一名勞動者,一名職業女性,一個有抱負、有需求、擁有超越母親角色之外的自我認同的人。母親節卡片也開始(緩慢而部分地)反映出這種變化:有送給「職場媽媽」的賀卡,有承認平衡事業和家庭之難的賀卡,有從職業成就和母愛兩個方面來描繪母親的賀卡。

「媽媽戰爭」——這場在1990年代和21世紀初癒演愈烈的文化戰爭,交戰雙方是職業母親和全職媽媽——是母性象徵意義尚未完全轉變的體現。這場衝突部分源自於真實,部分則由媒體製造,反映了社會上一種真實的焦慮:哪種形式的母性更合法、更稱職、更值得慶祝?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強調無私奉獻的母親形象,這實際上默認站在全職媽媽一邊;職業母親則不得不根據母親節的象徵意義來為自己的選擇辯解。


第十四部分:藝術中的母親-從拉斐爾到弗里達·卡羅

聖母瑪利亞傳統及其世俗後裔

在過去的一千年裡,西方藝術對母性主題的處理一直以聖母子像為主導——這種構圖形式極富表現力和靈活性,能夠表達從溫柔的親密到宇宙至高無上的主權等各種情感。拉斐爾寧靜而理想化的聖母像;卡拉瓦喬充滿世俗氣息、有時甚至令人震驚的版本;穆里略溫暖而廣受歡迎的聖母子像;卡拉瓦喬充滿世俗氣息、有時甚至令人震驚的版本;穆里略溫暖而廣受歡迎的聖母子像——這些都是這一傳統的經典範例,它對視覺文化中母性形象的塑造,其影響之深遠,超過了任何其他單一來源。

聖母像的典型形象──一位女性抱著、哺乳或守護著嬰兒,二者之間的關係既體現了母子間的親密紐帶,又蘊含著深刻的精神意義——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捕捉到了一種永不過時的意象: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形象。這種構圖結構常見於基督教藝術、伊西斯和荷魯斯的畫像、佛教觀音菩薩懷抱嬰兒的畫像,以及無數世俗藝術作品中,似乎蘊含著母子關係的某種原型特質——照料的不對稱性、弱小與強大之間的保護、以及照顧者與嬰兒之間充滿親密的目光。

聖母瑪利亞傳統的世俗後裔包括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大部分風俗畫——維米爾和德·霍赫的家庭室內畫,這些畫作雖然沒有明確的宗教色彩,但畫中操持家務的女性往往表現出一種專注、安靜的關懷,這與聖母瑪利亞的虔誠繪畫遙相呼應;貝爾特·莫里索的法國印象派繪畫,這些畫作以空前的親密感和對母親主體性的理解來描繪母性場景;以及十九世紀的美國風俗畫,其中理想化的家庭母親形象與母親節賀卡中體現的愛與理念的結合如出一轍。

凱綏·珂勒惠支:悲傷之母

如果說拉斐爾代表了母性形像中理想化的象徵極點——寧靜、美麗、精神上的優雅——那麼凱綏·珂勒惠支則代表了其對立面:一位飽受苦難、失去至親、痛失愛子的母親,她身上承載著無法排解的悲痛。珂勒惠支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德國藝術家,她從事版畫和雕塑創作,在西方藝術傳統中,她創作了一些最震撼人心的母性悲痛形象。

科爾維茨悲痛欲絕的父母(1931-32年),為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兒子彼得,科爾維茨在比利時弗拉德斯洛的德國軍人公墓豎立了一對雕塑。雕塑展現了一對跪著的父母,姿態永恆哀悼。母親——科爾維茲以自己為原型創作的形象——蜷縮著身子,雙臂環抱著自己,低著頭。她得不到安慰;她永遠無法得到安慰。她是現代的德墨忒爾,是失去孩子卻再也無法回來的母親。

柯勒惠支的作品是母親節象徵意義的反面:母親節強調慶祝和感恩,而她的作品則強調悲傷和失落;康乃馨象徵著超越死亡的愛,而她的雕塑則象徵著超越忍耐的悲傷。兩者都成立。兩者都適用於同一種關係,同一種愛。母親節只能容納其中之一,這也反映了母親節象徵意義的限制。

她的版畫系列織工的起義農民戰爭將母性象徵延伸至政治領域,展現母親不再是被動的受害者,而是反抗的先鋒──她們奮起反抗那些摧殘子女的社會環境。這正是安·里夫斯·賈維斯(Ann Reeves Jarvis)傳統的視覺化呈現:母親作為行動者,母親的悲痛轉化為政治力量。而如今,商業化的母親節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這項傳統。

弗里達卡羅與母親的身體

弗里達·卡羅的作品對傳統的母性象徵提出了另一種挑戰——這種挑戰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體驗的內在。卡羅十八歲時遭遇了一場災難性的車禍,導致她長期疼痛,無法順利懷孕。她將自己的身體以及與身體相關的體驗——包括懷孕和流產的經歷——作為其藝術創作的主要主題。

我的出生這幅創作於1932年的作品,寫於藝術家流產後不久,畫面中她從母親的雙腿間走出,這既是分娩的場景,也是死亡的場景:母親的臉被床單遮蓋,彷彿死於難產。這幅畫殘酷而坦誠,這在母性象徵主義中幾乎是罕見的:它拒絕美化分娩,也拒絕將其與痛苦和死亡割裂開來。在這裡,母親並非像徵,而是一個鮮活的軀體,而這個軀體正在經歷一場充滿鮮血、痛苦、風險,有時甚至是失去的肉體磨難。

我和我的護士(1937)這幅畫描繪了卡羅如同嬰兒般的形象,一位前哥倫布時期的女性正在哺乳,她的臉被儀式面具遮住。這幅畫探討了藝術家與其墨西哥原住民血統之間複雜的關係,並以哺乳這一最根本的母性象徵來展現文化傳承和身份認同。畫中的母親並非指某個個體,而是一種傳統、一種文化、一個民族──接受她的哺乳,意味著接受某種比任何個人關係都更古老、更宏大的事物的滋養。

卡洛的母性意象令人不安,充滿政治意味,情感複雜,這與傳統的母親節象徵意義截然不同。但它也以其獨特的方式,試圖致敬母性原則——認真對待它,以誠實的態度去呈現它,包括誠實呈現所必需的痛苦、曖昧和複雜性。


第十五部分:流行文化中的母親節-電影、電視與主流象徵

電影母親:從《史黛拉達拉斯》到《媽媽咪呀》

好萊塢對母性形象的運用,造就了美國流行文化中最豐富、最具影響力的象徵體系之一。電影中的母親形象——從女性情節劇中甘願犧牲的聖女,到心理驚悚片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再到當代浪漫喜劇中風趣能幹的角色——千姿百態,已成為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符號,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任何賀卡或花束。

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經典女性情節劇——這一類型史黛拉·達拉斯米爾德里德·皮爾斯, 和模仿生活——她一直關注著犧牲型母親的形象,那種為了孩子放棄一切,甚至包括與孩子關係的母親。在金維多1937年的電影中,史黛拉達拉斯為了讓女兒過上更好的生活,精心策劃了一場會讓女兒厭惡地與她決裂的局面;影片結尾,她透過窗戶看著女兒嫁入豪門,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自己卻又哭又笑。這幅畫面以最戲劇化的方式成為了母親節的經典意象:一位母親為了表達愛,甘願隱身,她徹底犧牲了自己,甚至放棄了與孩子的關係。

這種母愛犧牲的形象之所以在美國電影中經久不衰,正是因為它蘊含著一種文化焦慮,即關於母愛與母愛陪伴之間的關係——好母親是否就是默默奉獻的母親,愛是否應該透過犧牲而非陪伴來更好地表達。母親節賀卡上寫著“我的一切,都歸功於你”,這便是《史黛拉·達拉斯》結局的世俗版本:對那位犧牲一切的母親的致敬。

當代電影中的母親形象-例如在以下電影:瓢蟲塔利20世紀女性以及電視劇《倫敦生活》——是一個更為複雜的人物,她有自己的慾望、需求和失敗,她與子女的關係既充滿愛又充滿挑戰,她是一個完整的人,而非象徵意義上的純潔無瑕。這些表現形式並沒有解決母子關係的複雜性;它們深入其中,以一種節日傳統象徵語匯無法承載的坦誠度去探索它。

瓢蟲葛莉塔葛韋格2017年執導的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對母女之間複雜而深沉的愛,或許是近年來對母親節象徵意義試圖涵蓋卻又未能完全觸及的領域進行的最精彩的探索。影片並沒有將這段關係理想化;母女倆爭吵、互相傷害、互相誤解、競爭、怨恨,卻又彼此需要。然而,她們之間的愛卻清晰可見──存在於每一次爭吵、每一次傷痛、每一次彼此的認知與誤解之中。在影片結尾,女兒終於喊出了母親的名字——這個她少女時期曾拒絕接受、堅持使用自己選擇的名字的名字——這是當代電影中對成熟母愛最細膩、最精準的情感刻畫之一。

電視與家庭母親的象徵

戰後美國,電視一直是母性象徵的主要媒介,其受眾之廣、覆蓋之頻繁,超過了任何其他文化形式。電視上的母親形象-出自瓊·克莉弗之手《留給比弗》致克萊爾·赫克斯特布爾《考斯比一家》致洛雷萊·吉爾摩吉爾莫女孩對於當代串流媒體劇集的母親們來說,母親一直是美國流行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象徵性建構之一,塑造了數百萬人對母親的理解,以及他們對自己的母親和自己作為母親的期望。

1950年代電視上塑造的理想母親形象——耐心、美麗、衣著得體、永遠快樂,從不疲憊、生氣或困惑——是家庭理想的生動體現,被搬進了千家萬戶的客廳。正如貝蒂·弗里丹所指出的,她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是女性應該努力成為的象徵,被傳播到千家萬戶,而現實中的女性卻因為自身的局限而無法達到這種理想狀態。電視母親與現實母親之間的差距,為廣告業提供了巨大的商機,他們可以銷售各種產品,承諾幫助現實中的母親更接近這種象徵性的理想。

電視母親形象的逐步演變——從70年代情境喜劇中的職業母親,到80年代的職業女性,再到90年代和21世紀初具有自嘲精神的母親,直至當代高口碑劇集中坦率矛盾、有時甚至失職的母親——反映了美國母性象徵語彙的演變。電視既反映了這一演變,也塑造了這一演變,透過其表現手法在社會現實與文化符號之間形成了一種反饋循環。


第十六部分:符號之聲-音樂與母性情感

關於母親的歌曲:一個意想不到的音樂類型

從不列顛群島的民謠(其中充滿了祝福離別兒子的母親、因悲傷而死的母親、用愛為整個故事提供情感支撐的母親)到福音音樂傳統(其中母親與信仰、家庭和救贖的記憶聯繫在一起),再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感傷的流行歌曲(其中母親的去世是最可靠的情感力量來源之一),音樂本身就有像徵。

《M-O-T-H-E-R》這首歌由霍華德·約翰遜和西奧多·莫爾斯於1915年創作——也就是母親節成為聯邦假日的第二年——是商業上最成功的感傷母愛歌曲之一,值得我們將其視為一份象徵性文獻來研究。這首歌將「母親」一詞拼寫出來,並賦予每個字母不同的含義:M代表她給予我的無數恩惠,O代表她正在老去,T代表她為拯救我而流下的淚水,H代表她純潔無瑕的心,E代表她充滿愛意的雙眸,R代表她永遠正確——將它們組合起來,就出了“MOTHER”這個詞,它對我來說非凡。

這首歌就像是母親節卡片的歌曲版——它同樣運用了無私奉獻、純潔之愛等象徵性詞彙,並將母親等同於一切道德正義和情感核心。這首歌風靡一時,正是因為它表達了當時社會文化所渴望聽到的情感,將節日所倡導的母愛理念以音樂的形式呈現出來。歌曲、節日和賀卡都屬於同一個文化體系,彼此相互強化,共同營造出一種象徵性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某些特定的母性形象成為了默認的準則。

非裔美國人的母歌傳統具有不同的象徵意義——它深受奴隸制歷史的影響,奴隸制系統性地摧毀了母子關係,隨後黑人家庭在系統性壓迫下的生活也塑造了這種傳統。像《有時我感覺像個孤兒》這樣的歌曲蘊含著另一種母性象徵:母親不再是當下的慰藉,而是一種缺席,一種失去的安全感,一個被奪走的家。 「感覺像個孤兒」意味著感到缺乏保護、不被愛,被放逐出維繫這個世界的唯一關係。

同樣,福音傳統對母親的頌揚也承載著特殊的文化意義:在飽受壓迫和失去親人之苦的社群中,一位不畏艱難險阻、堅守信仰和家庭的母親,並非僅僅是理想化的存在,而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她的成就理應得到真正的讚頌。福音中的母親既是倖存者,也是聖人──她的愛既是反抗,也是溫柔的表達。

當代母親之歌

當代流行音樂對母性主題的探討,從直白感傷(鄉村音樂尤其以母子歌曲著稱,例如《Mama Tried》到《The Greatest Man I Never Knew》,再到加斯·布魯克斯的熱門歌曲《Mama Tried》)到深刻複雜(肯德里克·拉馬爾對母親生平及其影響的沉思,坎耶·韋斯特在他去世後令人哀悼的哀悼。凱莉和洛厄爾)。

蘇夫揚史蒂文斯的凱莉和洛厄爾(2015)或許是美國流行音樂中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母性象徵作品——這張專輯情感真摯、優美動人,形式上又極其私密,講述了史蒂文斯母親的離世。他與母親的關係十分複雜。母親在他年幼時便離開了家,一生飽受精神疾病和毒癮的折磨;她並非賀卡上描繪的那種理想化的無私奉獻者。然而,他對母親的悲痛、對她的愛、母親的缺席如何塑造了他的童年,以及她的離世如何重塑了他的成年生活——這些正是這張專輯的主題,它以一種傳統母性情感表達方式無法企及的真誠,對這一切進行了探索。

凱莉和洛厄爾這是一張獻給那些母親節過得複雜難熬的人們的母親節專輯。它訴說著白色康乃馨無法表達的情感:你可以用完美的熱情去愛一個不完美的人;為一位難相處的母親而悲傷,其悲傷絲毫不減;無論母子關係以何種形式存在,無論其中包含多少失敗,都會在人的內心留下印記,即使她已離世,這些印記也不會消逝。


第十七部分:母親的隱喻-母性象徵意義如何超越家庭

祖國:民族與政治母性象徵

在人類歷史上,母親形像一直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象徵之一,國家、宗教、革命運動和保守機構都曾利用母親形象來動員人們的情感力量支持政治事業。 「祖國母親」——這個概念如此根本,幾乎出現在每一種語言和文化傳統中——或許是母性象徵在政治領域最廣泛的應用。

「祖國」這個象徵符號的運作方式是將母子情深的情感力量與政治忠誠聯繫起來:像愛母親一樣熱愛祖國,像保衛母親一樣保衛祖國,像兒子為生母犧牲一樣為祖國犧牲。這符號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它蘊含著極其深刻的意義──它觸及人們最原始、最根本的情感經驗,並將其用於政治目的。

祖國母親的象徵形象豐富多元,引人入勝。俄羅斯的“俄羅斯母親”——位於伏爾加格勒馬馬耶夫崗的巨型蘇聯時期雕像“祖國母親在召喚”,描繪了一位高舉寶劍、張口吶喊的女性——或許是最具戲劇性的現代例證:這位母親並非溫柔的養育者,而是戰士,她對子女的愛通過對敵人的兇猛來表達。德國的「日耳曼尼亞」、法國的「瑪麗安娜」、英國的「不列顛尼亞」、印度的「印度母親」——這些國家母親形象雖然各有不同,但都遵循著相同的基本像徵邏輯:國家是母親,公民是孩子,愛國是孝道的延伸。

印度母親(婆羅多母親)是極為複雜的象徵形象,因為她存在於一個女神傳統依然盛行的脈絡中。婆羅多母親既是女神,也是國家象徵——她被描繪在寺廟中,被奉為神明;甘地領導的獨立運動也刻意利用女神母親的形象來動員民眾的政治熱情。印度教傳統中的神聖母親與獨立運動中的民族母親之間的重合併非偶然;這是一種精心設計的象徵策略,而且奏效了。

大地之母:生態母性象徵

「大地母親」-源自拉丁語,擁有多種語言變體大地之母安第斯山脈大地之母斯拉夫馬特·澤姆利亞——是母性象徵最古老、最廣泛的應用之一。大地如同母親,滋養萬物並接受饋贈的土地,一切生命的源頭──這是最初的母性象徵,所有後續的母性象徵都從中汲取了最深層的共鳴。

生態運動重新激活並明確地將這古老的象徵意義政治化。 「地球母親」在環境論述中不僅僅是一個比喻;它是一種道德和政治訴求——它斷言地球具有母親的道德地位,我們與自然界的關係應該遵循與我們對待生育和養育我們的女性相同的義務,破壞環境就是一種弒母行為。

對自然權利的法律承認—大地之母厄瓜多爾2008年頒布的法律、紐西蘭2017年承認旺格努伊河為法人,以及其他賦予河流、森林和生態系統法律地位的嘗試——這些都代表了這一象徵性主張在實踐中的政治體現。承認地球母親的權利,意味著認真對待這一母性隱喻並將其製度化,意味著承認這一隱喻所產生的義務是真實存在的義務。

母性象徵與環境政治的交匯,賦予了母親節一種連其創立者都未曾預料到的全新意義。當你把一朵花擺在桌上時,無論你是否意識到,你都在與一個象徵體系互動,這個體系從古老的大地女神,經由維多利亞時代花卉學中康乃馨的傳統,一直延伸到二十一世紀的生態倫理。象徵母親的花朵,也像徵著那片正因生產節慶消費品的工業流程而遭受系統性破壞的土地。象徵意義向來並非涇渭分明。

母語:語言與母性象徵

「母語」的概念——即在主要照顧者的懷抱中習得的語言,是家庭和早期情感生活的語言——是母性象徵意義最私密的體現之一。將一種語言稱為母語,意味著它的習得並非主要源於認知,而是源於關係;並非主要源於教育,而是源於情感——你從擁抱你的人那裡吸收了它,以及你從這個人那裡吸收的一切。

在多語言環境中,母語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壓制少數族裔語言被視為對母子關係本身的攻擊——是對家庭和童年親密情感語言的攻擊。愛爾蘭語運動、威爾斯語運動、原住民社群為保護本族語言而進行的鬥爭、魁北克人對英語文化霸權的抵抗——在所有這些背景下,語言的捍衛都飽含著源自母愛的強烈情感,因為語言與母親、家庭、初戀緊密相連。

母語的象徵意義揭示了語言與母愛之間重要的連結:兩者都是傳承的方式,都是將至關重要的東西傳遞給下一代的途徑,都是確保所接收之物得以延續的方式。母親用自己的語言與孩子交談,就如同母親給孩子餵母乳一樣——她傳遞的是一種獨屬於她自己的物質,這種物質將成為孩子最基本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第十八部分:儀式時間-母親節的時間性

節日的神聖時刻

所有節日都創造了一種神聖的時刻——一段與平常時間截然不同、別具一格、蘊含著平常時間所不具備的特定意義和情感的時刻。母親節作為一個節日,在一年中的某個短暫時刻,將母子關係清晰地呈現出來,並加以尊崇;在平日裡默默無聞的照護工作中,這一天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真摯的感謝。

人類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區分了神聖時間和世俗時間——循環往復、充滿神話色彩的儀式時間,以及線性發展、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常生活時間。神聖時間是起源的時間,是塑造世界現狀的事件的時間;它是透過儀式被重新活化、再次呈現的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母親節都是對最初母性事件——分娩、第一次哺乳、第一次擁抱——的重新激活,透過節日的儀式使其再次顯現。

這就是為什麼母親節的情感強度遠遠超過其具體活動本身。你不只是送花給母親;在儀式的象徵意義中,你是在回歸本源,承認源頭,觸及你自身誕生的傷痛與奇蹟。這個節日並非只關乎這個特定的星期天;它關乎她每天清晨在你面前起床,每一次擁抱你,每一頓飯,以及她為你分擔的每一份憂慮。特定的日子只是一個容器,承載著所有無法被平凡時間容納的情緒。

春節:季節象徵意義與生命的復甦

母親節在五月,也就是春天——萬物復甦、溫暖陽光回歸、自然界在冬眠後重新煥發生機的季節。這樣的季節安排並非偶然;在北半球,也就是母親節的發源地,五月是大地母性創造力最顯著的月份,百花盛開,動物幼崽出生,整個自然界都在孕育新的生命。

春季與母性主題之間的象徵共鳴,是人類象徵體系中最古老的一個。德墨忒爾與珀耳塞福涅的重聚孕育了春天;庫柏勒的節日也是一場春季慶典;基督教的春季節日復活節,也與聖母瑪利亞的象徵意義緊密相連。母親節贈送給母親的春花——水仙、鬱金香、康乃馨——不僅僅是美麗的物品;它們是季節的象徵,是春天帶來的復甦的見證,是自然界對萬物繁衍的頌揚。

在南半球,澳洲和紐西蘭也在五月慶祝母親節(這個節日源自美國傳統,而非季節性邏輯),這意味著它在秋季而非春季。這造成了一種輕微的象徵意義上的不協調:菊花,這種秋季之花,在澳大利亞卻成了母親節的代表花卉,它與秋季而非春季的聯繫賦予了它略微不同的象徵意義。在南半球,這個節日實際上是將春季的儀式移植到了秋天——這提醒我們,這個節日的象徵意義是文化性的而非自然的,是約定俗成的而非必然的。

年度回報:記憶與重複

母親節的年度重現——它周而復始,貫穿人的一生——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時間象徵意義。每個母親節既相同又不同:同樣的儀式,同樣的象徵,同樣的五月第二個星期日;但年份不同,境遇不同,關係在過去一年中發生了變化,孩子長大了一歲,母親也老了一歲。

這種日復一日的重複賦予了母親節一種獨特的力量,使其能夠記錄一次性慶祝活動所無法企及的變化。四歲孩童在顏料上留下的手印,經母親珍藏後,便成為成長的記錄——見證著孩子曾經的嬌小,以及如今已長大成人的手曾經如海星般大小。一張用孩童稚嫩的筆跡寫成的賀卡,和一張用成年人更加自信的筆跡寫成的賀卡,都是母親節賀卡,都表達著同樣的母愛,但它們之間的對比本身就是一種象徵——象徵著時光的流逝,象徵著隨著雙方的成長和變化,母子關係也在不斷加深和變化。

對於那些失去母親的人來說,母親節帶來的悲傷也是一種時間上的悲傷——一種因今年母親的缺席而產生的悲傷,因為今年的母親節又是一個沒有母親的母親節。對於失去母親的人來說,這個節日的年復一年,如同傷口的一次次撕裂,提醒著他們時間在流逝,而母親卻已不在人世。節日仍在繼續,時間在流逝;而逝去的人卻已經停止了流逝;這兩者之間的鴻溝,正是悲傷的所在。


第十九部分:符號的限制-什麼不能被符號化

所有符號的不足之處

任何認真審視母親節象徵意義的嘗試,最終都會得出相同的結論:這些象徵符號並不充分。這種不充分並非指它們選擇不當或設計拙劣;它們確實發揮了作用——創造情感契機,提供表達複雜情感的共同規範,維繫一個可以承認母子關係的儀式空間。但它們的缺點在於,它們所象徵的——母子關係的完整深度和複雜性,以及這種關係所產生的愛、悲傷、依賴、矛盾和感激——遠非任何符號所能承載。

這種不足並非母親節的特例;它是所有旨在表達最重要事物的象徵符號的通病。宗教符號──十字架、新月、大衛之星──也無法完全表達其所象徵的意義;政治符號──國旗、憲法、國歌──也無法完全表達其所象徵的意義。我們對符號的期待並非在於其全面呈現,而是在於其真誠指向──引導人們專注於重要之事,創造一個空間,使人們得以思考這一重要之事,即便它無法被完全囊括。

康乃馨象徵超越死亡的母愛。手印象徵著曾經擁有這般大小、存在於此刻的孩子,而她再也不會如此嬌小。卡片象徵書寫者難以言喻的情感。早午餐象徵著希望給予母親一天輕鬆的時光,這與她日復一日為他人付出的辛勞截然相反。這些符號本身並不包含它們所指涉的事物。但指向本身至關重要,在五月的每個第二個星期日,被指引到正確的方向都意義非凡。

未被問及的問題

任何符號體系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無法或不願表達的內容──它無法提出的問題、無法容納的經驗、超越其框架之外的真相。母親節的象徵意義無法追問:這個節日本身是否足以回報它所頌揚的關愛?它無法承認,鮮花和早午餐的一天,對於母親一生的辛勞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回報?它也無法觸及那些導致母職既是經濟中最重要,也是報酬最低的工作的結構性因素。

它無法在不違背「尊崇母親」這個理念(而這正是整個體系賴以存在的基石)的前提下,去尊崇那些未能盡職盡責的母親——那些自身也飽受創傷、以各種方式在子女身上留下永久印記的母親。它無法完全包容悲傷,因為悲傷與傳統的慶祝方式格格不入。它也無法承認某些人在一位難搞的母親去世時所感受到的解脫,因為這種解脫與無條件的孝愛這一象徵性要求相衝突。

這就是母親節符號體系的限制。這些限制意義重大。然而,這個體係依然存在,因為它所滿足的需求是真實存在的──承認母子關係,創造一個可以頌揚母子關係的儀式空間,讓那些常常被忽視的關愛得以顯現。符號的限制並非否定其意義;相反,它們邀請我們拓展符號詞彙,尋找新的符號來彌補康乃馨和賀卡的不足,從而建構一個更豐富、更真誠、更包容的母愛圖像體系。

歸根究底,這便是所有認真對待自身符號的文化所面臨的永恆課題:不斷拓展符號詞彙,不斷探索尚未言說之物,不斷將手印印刻於顏料之上,觀察其最終呈現。印記永遠無法完全取代手本身。但印記本身意義非凡,印刻它的手意義非凡,即將接收它的母親也意義非凡——遠勝於任何符號所能表達,而這正是我們不斷創造符號的原因。


古代母神宗教的歷史借鑒了包括凱倫·阿姆斯特朗在內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上帝的歷史(1993)追溯了不同傳統中神聖女性象徵的演變;瑪麗亞·金布塔斯,她關於歐洲新石器時代女神宗教的著作頗具爭議但影響深遠(女神的語言,1989)影響了隨後的辯論;和沃爾特·伯克特的希臘宗教(1985)針對德墨忒爾及其崇拜的特定傳統。

母親節的歷史本身在凱瑟琳·萊恩·安托利尼的著作中有最完整的記載。紀念母愛:安娜·賈維斯與母親節控制權的爭奪(2014)年出版的著作對賈維斯的競選活動、她與商業利益的衝突以及該節日誕生的更廣泛的文化背景進行了權威的描述。此外,利·埃里克·施密特關於美國感傷節日文化的研究也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消費者禮儀:美國節日的買賣(1995年)

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在眾多原始資料中都有記載,包括夏洛特·德·拉圖爾的著作。花語(1819 年)及其眾多英文改編版本;貝弗利·西頓的花語:一部歷史(1995 年)提供了權威的學術論述。

精神分析學對母性象徵意義的解讀借鑒了約翰·鮑比的理論。依戀與失去三部曲(1969-1980);D.W.溫尼伯科特的文集,特別是遊戲與現實(1971);和克里斯多福·博拉斯的物體的影子(1987年)

艾德麗安·里奇在其重要著作中詳細闡述了對母親節象徵意義的女性主義批判。《女人的誕生:母性作為一種經驗與體制》(1976),至今仍是思考母性象徵政治的基礎文本。莎倫海斯母性的文化矛盾(1996 年)更新並擴展了這項分析。

就文學層面而言,傑奎琳羅斯母親:一篇關於愛與殘酷的文章(2018)是對母親形象進行精神分析、文學和文化視角的一次精彩的當代綜合探討。瑞秋·卡斯克畢生心血:成為母親(2001)是英語世界中最優秀的初為人母的文學回憶錄。


本文旨在全面闡釋母親節的象徵意義及其所頌揚的母性原則,並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進行解讀。謹以此文獻給所有母親——無論她們是理想化的還是複雜的,無論她們在世還是已逝,無論她們完美無瑕還是平庸無奇——以及所有愛著她們的人們,無論他們的愛多麼不完美,多麼真誠,多麼渴望表達那些難以言喻的情感。


尾聲:論解讀符號

最後,我想提出一點看法,這並非學術論證,而是我對本文所收集資料的個人反思。

細細品味母親節的象徵意義,你會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這些象徵符號所試圖表達的與最終實現的之間的落差。康乃馨試圖訴說一切,卻幾乎什麼也沒說。賀卡試圖觸及難以言喻的情感,卻最終落入俗套。早餐托盤上擺放著一盤雞蛋,以表達對母親一生辛勞的敬意。 Instagram上的貼文則同時向所有人,又向一個人,宣告著愛意。

然而,嘗試本身就意義非凡。努力的意義也同樣重要。無論在何種文化、哪個時代,人類都渴望找到一種象徵母子關係的符號——他們曾將手按在洞壁上,雕刻石像,為德墨忒爾女神譜寫讚歌,繪製聖母像,設計賀卡,挑選康乃馨——這一事實本身就揭示了這種象徵關係的重要意義。我們之所以如此費盡心思地尋找象徵,只為那些極為重要且難以言喻的事物。我們之所以不斷努力去追尋那些我們無法完全掌握的事物,只因為我們所追尋的事物本身就值得我們去追尋。

母子關係——它千姿百態,充滿艱辛、愛、矛盾、悲傷、幽默、平凡與深刻——塑造了所有其他關係。它是初戀,是初次失去,是最初的模板。我們之後建立的每一種依戀,我們給予或接受的每一份善意,我們尋求或給予的每一刻慰藉,都以某種方式呼應著最初的依戀模式——嬰兒與照護者,渺小與偉大,需要與給予。

這個圖案值得比一朵康乃馨更美好的事物來表達。但康乃馨也並非微不足道。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會向賦予他們生命或像對待親生父母一樣關愛他們的人伸出手——這種伸出手的行為,無論其像徵意義多麼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種愛的表達。這就像孩子將手印按在顏料上,看著印記逐漸顯現,然後遞給母親,母親會在顏料褪色後長久地珍藏它。象徵意義或許不夠完美,但它所指向的愛卻無比豐富。

這就足夠了。現在,以及未來每個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都足夠了。

母親節的歷史在凱瑟琳·萊恩·安托利尼的著作中有最完整的記載。紀念母愛:安娜·賈維斯與母親節控制權的爭奪(2014)。利·埃里克·施密特的消費者禮儀:美國節日的買賣(1995)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語在貝弗利·西頓的著作中有詳細記載。花語:一部歷史(1995)。精神分析維度在約翰·鮑比的著作中有所論述。依戀與失去三部曲(1969-1980)和D.W.溫尼伯科特的遊戲與現實(1971)。女性主義分析始終深受艾德麗安·里奇的影響。《女人的誕生:母性作為一種經驗與體制》(1976年),莎朗海斯母性的文化矛盾(1996 年),以及琳達·克伯關於共和母親身份的奠基性文章。生態維度借鑒了蘇珊·格里芬的…女人與自然(1978 年)和瓦爾·普拉姆伍德的女權主義與自然之主(1993)。關於節日儀式和神聖時間的更廣泛分析,請參閱米爾恰·伊利亞德的著作。神聖與世俗(1959 年)和羅伊·拉帕波特的儀式與宗教在人類形成中的作用(1999)提供了理論基礎。

HK Florist

On flowers, cards, brunches, and the ancient, tangled, impossible iconography of motherhood


Prologue: The Holiday That Contains Multitudes

There is a moment, familiar to millions of people every second Sunday of May, when you stand in the greeting card aisle of a drugstore and feel, beneath the fluorescent lights and the pastel color palette, something that is not quite joy and not quite dread but some compound emotion for which English has not yet coined a word. The cards are arranged by category — Funny, Sentimental, Religious, From the Kids — and yet none of them quite captures what you mean, or what your mother means, or w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f you has accumulated over decades of breakfasts and arguments and silences and phone calls and the particular way she said your name when she was worried about you. You pick one. You buy it. You sign it. And somehow the whole transaction feels simultaneously trivial and enormously important.

This is the paradox at the heart of Mother’s Day: it is the most symbolically saturated holiday in the American calendar, and yet its symbols — the carnation, the breakfast tray, the handmade card, the gold-lettered sentiment — always seem to fall a little short of what they are reaching toward. The holiday tries, with considerable commercial ambition and genuine emotional urgency, to compress the whole of human experience with maternal figures into a single Sunday, and it succeeds only partially, which may be the most that can ever be said of any attempt to symbolize something as old and as complicated as motherhood itself.

This guide is an attempt to take those symbols seriously — to trace them backward through history and mythology, sideways through culture and art, and inward through the psychology of what we seek when we seek a mother. It is also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how a holiday invented by a woman who would later spend her life trying to abolish it became the second-largest card-sending occa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a white carnation became a cultural shorthand for maternal grief, and what it means that we celebrate motherhood with flowers that will die within the week.

The story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is not a simple one. It is a story about ancient goddesses and Victorian sentimentality, abou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grief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work, about what happens when a society tries to honor something it structurally undervalues, and about the strange alchemy by which personal loss — the loss of Anna Jarvis’s mother, the grief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carnations — becomes collective ritual. It is, in the end, a story about what symbols do when we use them to approach things we cannot quite say directly: how they console and distort and preserve and simplify and, occasionally, tell a slant kind of truth.


Part One: Before the Holiday — The Ancient Iconography of the Mother

The First Symbols

Long before Anna Jarvis petitioned Congress, long before Hallmark printed its first sentimental verse, human beings were making symbols of the mother. The oldest known figurative sculptures in the world — the so-called “Venus figurines” carved from stone, ivory, and bone across Europe and Asia dur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roughly 35,000 to 9,000 years before the present — are, overwhelmingly,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bodies, their fertility and maternity emphasized through exaggerated hips, breasts, and abdomens. Whether these figures were goddesses, fertility talismans, self-portraits, or something else entirely remains a matter of scholarly debate. But their existence suggests something fundamenta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human symbol-making, the mother — or the feminine principle associated with generation and sustenance — was among the first things we found worth representing.

The Venus of Willendorf, discovered in Austria in 1908 and dated to approximately 25,000 BCE, is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figures. She has no face. Her arms are vestigial. Her feet taper to nothing. But her belly, her breasts, and the suggestion of her pregnant body are rendered with careful, loving attention. She is not a portrait; she is a symbol — and she is one of the oldest symbols we have. What she symbolizes is something we might loosely call the generative power of the maternal body, though that phrase is so abstract as to almost drain the object of its power. Better to say she symbolizes something felt before it was thought: the awe and dependency that attaches to the one from whom life comes.

This awe found more elaborate expression as human societies developed language, religion, and art. Across every ancient culture, the mother principle was personified in divine form — and those divine mothers became the first systematic mother symbolism the world possessed.

The Great Mother Goddess

The archetype of the Great Mother — a singular divine feminine principle from which all life springs — appears in cultures separated by thousands of miles and years, which has led some scholars to argue for a universal human tendency to divinize the maternal, and others to argue for diffusion, cultural contact, and shared influence. The debate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phenomenon itself: everywhere you look in the ancient world, the mother is also a goddess.

In Mesopotamia, the oldest literate civilization, the mother goddess appears in multiple forms. Ninhursag — whose name means something like “Lady of the Sacred Mountain” — was one of the seven great deities of Sumer and was described in hymns as the mother of all living things. Her symbol was a uterus, rendered as an omega shape, later transformed into the cow’s uterus emblem that she wore at her neck. H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s of recorded religion, we find a symbolic association that will persist across millennia: the mother goddess identified with the animal world, with the fertile earth, with the physical substrate of all generation.

Inanna, the Sumerian goddess who later became the Babylonian Ishtar, was a more complex figure — a goddess of love, war, fertility, and justice — but her maternal dimension was crucial to her symbolic identity. The descent of Inanna into the underworld, one of the oldest narratives in human literature, can be read as a myth about the generative cycle of nature: the dying and rising of the maternal principle as the seasons turn. Her symbols were the eight-pointed star, the lion, and the date palm — all images of abundance, power, and sustenance.

In ancient Egypt, Isis was the supreme mother goddess, and her symbolism became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ancient world. Isis was the mother of Horus, the sky god and divine king, and representations of her nursing the infant Horus — the nursing Madonna of the ancient world — spread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and ultimately influenced Christian iconography of the Virgin Mary nursing the infant Jesus. The image of the divine mother nursing the divine child is one of the most durable symbolic configurations in human history, enduring for at least four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ons of Isis to the medieval European tradition of the lactatio, the miraculous nursing of saints by the Virgin.

Isis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throne — her name may derive from the Egyptian word for “throne” — and her hieroglyphic symbol was a throne atop a head.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other goddess and the seat of power is suggestive: the mother is the origin of authority, the one upon whose lap the king sits, the ground from which sovereignty springs. To be born of a divine mother was to be legitimate; to be nurtured by her was to be empowered. This is one of the deepest symbolic functions of the maternal principle in ancient religion: the mother as the source from which all legitimate power derives.

Cybele and the Great Mother of Rome

If Isis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mother goddes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ybele was her counterpart in the west. Cybele — known to the Greeks as Rhea and to the Romans as Magna Mater, the Great Mother — was a Phrygian goddess whose cult was imported to Rome in 204 BCE during the Second Punic War, when the Sibylline Books (Rome’s repository of sacred prophecy) declared that the war against Carthage could only be won if the Great Mother was brought to Rome. The Roman Senate dispatched an embassy to Phrygia to retrieve the goddess’s sacred black meteorite, which was her physical embodiment, and installed her in a temple on the Palatine Hill.

Cybele’s iconography was elaborate and distinctive. She was typically shown seated on a throne flanked by lions, wearing a mural crown (a crown shaped like city walls, symbolizing her role as protector of cities), and holding a patera (a shallow libation dish) or a drum. The lions at her sides recalled the ancient association of the mother goddess with wild animals and untamed nature, while the mural crown connected her to civilization and its defense. She was simultaneously wild and order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 a tension built into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the mother goddess from very early on.

The festival of Cybele, the Megalesia, was celebrated in early April — spring, the season of renewal, the season most naturally associated with motherly generativity. The rites were tumultuous, involving processional music, ecstatic dance, and the self-castration of her priests, the Galli, who sacrificed their masculinity to the Great Mother in an act that symbolized total surrender to the maternal principle. Whatever we make of these practices — and they have attracted every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 from Frazer to Freud — they testify to the enormous psychic weight that the figure of the divine mother carried in the ancient world. She was not merely comforting; she was overwhelming. She demanded everything.

It is this Cybele who provides one of the earliest institutional precursors of Mother’s Day. In the Roman calendar, the festival of Hilaria — a celebration of Cybele and of the resurrection of her consort Attis — was observed on the Ides of March, March 25. This date, in the Julian calendar, was close to the vernal equinox, the moment when day and night are equal and the light begins to triumph. The resurrection of Attis (who had died and been reborn in a mythological cycle closely parallel to that of Osiris in Egypt and Adonis in Syria) was a celebration of renewal, of life returning after death — and the Great Mother was the agent of that renewal. To honor her was to honor the principle of regeneration itself.

This festival would eventually contribute, through a complex process of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and calendar evolution, to the Christian celebration of Mothering Sunday, which in turn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Mother’s Day. The symbolic line from Cybele to the carnation in your mother’s lapel is long, tangled, and intellectually vertiginous — but it is real.

Demeter and the Theology of Loss

Greek religion gave the mother goddess her most psych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form in the figure of Demeter. Demeter was the goddess of the grain, of the harvest, of the cultivated earth — and she was also the mother of Persephone, who was abducted by Hades and taken to the underworld. The myth of Demeter and Persephon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devastating stori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and it encodes a symbolic understanding of motherhood that is more honest than almost anything the greeting card industry has produced.

When Persephone was taken, Demeter searched for her daughter across the earth, grieving and raging, neglecting her divine duties, allowing the crops to wither and the earth to become barren. The world nearly died because a mother was separated from her child. This is not a comfortable or consoling myth; it is a myth about the catastrophic power of maternal grief, about the way a mother’s loss can become everyone’s loss, about the terrible dependency of the world 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maternal bo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myth — Persephone’s partial return, the compromise that gives us the seasons — is in some ways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crisis. Persephone must spend part of every year in the underworld because she ate pomegranate seeds there; she belongs, now, partly to the kingdom of death. And so Demeter’s reunion with her daughter is always partial, always shadowed, always temporary. The seasons are the rhythm of that partial reunion: summer and spring are the months of Demeter’s joy; autumn and winter are the months of her grief. The agricultural calendar is written in a mother’s heart.

Demeter’s symbols — the sheaf of wheat, the poppy, the torch she carried while searching for Persephone — are symbols of abundance and of searching, of nourishment and of loss. The poppy, which grows wild in grain fields and which Demeter was said to have eaten to numb her grief, is particularly resonant: the flower of consolation, the flower of forgetting, which grows where the mother mourns. It is not coincidental that the poppy would later become,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 symbol of sleep, of death, and of sacrifice.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motherhood is never far from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grief.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 the most important mystery religion of the ancient world, celebrated at Eleusis near Athens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 were organized around the myth of Demeter and Persephone, and their central revelation (which initiates were sworn to secrecy about, so that we do not know with certainty what it was) seems to have involved some symbolic enactment of the descent into death and the return to life. To be initiated into the Mysteries was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death and rebirth — and to learn it through the story of a mother and a daughter. The deepest religious insight the Greeks possessed was encoded in the figure of the grieving, searching, ultimately partially consoled mother.

The Virgin Mary a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Mother Symbolism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goddess religion to Christianity did not so much abolish the figure of the divine mother as transform and partially suppress her. The Virgin Mary — the Theotokos, the God-bearer, the Mother of God — inherited an enormous portion of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that had accumulated around the great mother goddesse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e sites of her most significant shrines were often sites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sacred to Isis or Cybele or local mother goddesses; her imagery borrowed from theirs; her festivals were often mapped onto existing festivals of the feminine divine.

Marian symbolism is among the richest and most various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Her associated flowers alone could fill a volume: the white lily (purity, the Annunciation), the red rose (love, the blood of Christ, the martyrs), the violet (humility), the iris (sorrow, the swords that would pierce her heart), the white carnation (tears, maternal love — and here we begin to approach the genealogy of the Mother’s Day carnation). Her colors — blue for heaven and fidelity, white for purity, red for love and suffering — became one of the most durable symbolic systems in Western art.

The image of the Pietà — Mary holding the dead body of Christ — is perhaps the most concentrated symbolic expression of maternal grief in Western art, and it is telling that it has proven so enduringly powerful. Michelangelo’s Vatican Pietà, carved when he was in his early twenties, shows a Mary who is impossibly young, serenely beautiful, and utterly broken, holding her dead son with a combination of tenderness and resignation that continues to move people who have no particular investment in Christian theology. What moves them, perhaps, is the image itself: a mother holding a child who will not wake. This is a grief so fundamental that it requires no theological context to be felt.

The symbolism of Mary — intercessor, comforter, Queen of Heaven, mother of sorrows — became one of the defining cultural inheritances of Europe, and through Europe, of the Americas. When Anna Jarvis chose the white carnation to symbolize her mother’s memory, she was drawing on a symbolic tradition that ran from Mary’s tears through centuries of Christian floral symbolism, though she was probably not thinking about it in those terms. Symbols do not require their users to be conscious of their genealogy to do their work.


Part Two: The Making of a Holiday — Mothering Sunday and the American Invention

Mothering Sunday: The British Ancestor

Before there was Mother’s Day, there was Mothering Sunday — a British observance celebrated on the fourth Sunday of Lent that has been observed in England in some form since at least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possibly earlier. Mothering Sunday’s origins are sufficiently complex that historians have debated them extensively, but the most durable interpretation connects the observance to the practice of visiting one’s “mother church” — the cathedral or principal church of the diocese — on the middle Sunday of Lent, as a kind of religious pilgrimage in the midst of the penitential seas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isiting the mother church and visiting one’s actual mother seems to have developed organically, assisted by the practical circumstance that many young peopl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ere employed as domestic servants far from their homes and were allowed a single day off in mid-Lent to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This was their opportunity to see their mothers, and the ritual acquired a gift-giving dimension: simnel cake, a rich fruit cake with a layer of almond paste baked into the middle, became the traditional Mothering Sunday offering, along with flowers gathered from the hedgerows on the walk home.

The symbolism of Mothering Sunday was thus braided together from ecclesiastical ritual, working-class domestic life, and the seasonality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The flowers gathered for mothers were spring flowers — violets, primroses, wild daffodils — the first flowers to emerge after winter, and their offering to mothers was also an offering of spring itself, a presentation of renewal to the woman who had renewed you by giving you life. This is symbolism of considerable elegance, whether or not it was consciously designed.

B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thering Sunday had declined considerably in England, its institutional support erod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ts observance becoming irregular. It would later be revived, significantly under American influ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a reversal of the usual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fluence that is itself instructive about how Mother’s Day functioned as a kind of soft power export of American sentiment.

Anna Jarvis and the White Carnation

The modern Mother’s Day, as it is observe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was the creation of one woman: Anna Marie Jarvis, born in Webster, West Virginia, in 1864. To understand the holiday’s symbolism is to understand, at least partially, Anna Jarvis’s grief — because the holiday was, at its origin, a monument to personal loss.

Ann Reeves Jarvis, Anna’s mother, was a remarkable woman in her own right — a social reformer, a peace activist, and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who had, during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organized “Mothers’ Friendship Days” in her community designed to reconcile Union and Confederate families. She had also worked tirelessly for public health causes in the Appalachian region. When she died in 1905, her daughter Anna was devastated.

Anna Jarvis had been devoted to her mother with an intensity that contemporaries noted and that biographers have analyzed at length. She had never married, had no children of her own, and appears to have organized her emotional life substantially around her mother. Ann Reeves Jarvis’s death, which occurred on May 9, 1905, left a void that Anna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trying to address — first by creating a holiday in her mother’s honor, and then by trying, with increasing desperation, to preserve that holiday from what she saw as its corruption by commercialism.

The date that Anna Jarvis chose for the first official Mother’s Day observance — the second Sunday in May — was determined by the calendar: it was the nearest Sunday to the anniversary of her mother’s death. And the symbol she chose — the white carnation — was determined by her memory. Ann Reeves Jarvis had loved white carnations. In a 1905 memorial service for her mother, Anna distributed white carnations to those in attendance. When the holiday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and she began campaigning for its national recognition, she specified the white carnation as its symbol.

“The carnation does not drop its petals,” Anna Jarvis explained in her campaign materials, “but hugs them to its heart as it dies, and so, too, mothers hug their children to their hearts, their mother love never dying.” This is a remarkable piece of symbolic reasoning — the carnation as an emblem of maternal devotion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manner of its dying. The flower that does not let go even in death; the mother whose love persists beyond the boundary of her own life. It is a beautiful idea, and it is also one born of grief.

The white color of the carnation was equally meaningful. White, in Western symbolic tradition, is the color of purity, innocence, and spiritual aspiration. It is also the color of mourning in many Asian traditions, and it has associations with death and transcendence in Western ones. Anna Jarvis intended the white carnation specifically as a memorial flower — a symbol of a mother who was gone. For those whose mothers were still living, she later suggested, a colored carnation (typically pink or red) was more appropriate.

This distinction — white for the dead, colored for the living — is one of the more poignant details in the holiday’s symbolic history, and it has been largely forgotten. The carnation sold on Mother’s Day today is sold without this distinc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flower has lost one of its original semantic layers. What was once a memorial symbol has become a generic celebratory one — a transformation that perfectly captures the broader arc of the holiday’s history.

The Campaign and Its Success

Anna Jarvis’s campaign to establish Mother’s Day as a national holiday wa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single-issue advocacy efforts in American history. Working from Philadelphia, she wrote letters to newspapers, politicians, businessmen, and ministers. She networked with women’s organizations, civic groups, and church congregations. She framed the holiday in explicitly sentimental terms — as a day to honor the self-sacrifice and unconditional love of mothers — and the framing resonated enormously.

The symbolic work that Anna Jarvis was doing in creating Mother’s Day was the work of making grief legible, of giving social form to a private emotion. She understood, intuitively, that symbols ne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function — that a carnation becomes a Mother’s Day carnation only when enough people agree that it does, only when the social machinery of churches and newspapers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reinforces the association. And she worked that social machinery with extraordinary effectiveness.

By 1908, the first official Mother’s Day services were being held at Andrews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Grafton, West Virginia, and at a church in Philadelphia. By 1910, West Virginia had declared Mother’s Day an official state holiday. By 1914,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had signed a proclamation establishing the second Sunday in May as Mother’s Day nationwide. The campaign had taken less than a decade from first observance to federal recognition — an astonishing speed, explained partly by the alignment of the holiday’s sentiment with Progressive Era ideals of moral uplift and family values.

Wilson’s proclamation called on Americans to “display the flag” on Mother’s Day “as a public expression of our love and reverence for the mothers of our country.” The militaristic symbolism — the flag, the public display, the national reverencing — might seem incongruous with the domestic tenderness of the carnation and the breakfast tray, but it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holiday was institutionalized. Mothers were honored as the biological and moral source of the nation; maternal love was invoked as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patriotism.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the domestic and the civic, were brought into alignment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mother.

Jarvis’s Betrayal and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Anna Jarvis’s relationship to the holiday she created became, over time, one of the more extraordinary ironies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 By the 1920s, she had turned decisively against what Mother’s Day had become — a commercially driven occasion for the sale of flowers, candy, and greeting cards — and she spent the remaining decades of her life (she died in 1948) trying to abolish the holiday she had founded.

Her complaints were specific and her outrage genuine. She objected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entiment, to the substitution of purchased gifts for personal expression, to the reduction of maternal love to a market transaction. She called the greeting card industry’s appropriation of Mother’s Day a “desecration” and referred to the sentiment expressed in mass-produced cards as “cheap, mass-produced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should be personal and sincere.” She was arrested at a carnation sale she had disrupted and led out of the building while shouting that Mother’s Day had been “stolen” from her.

This story — the creator of a holiday attempting to destroy it — is usually told as a cautionary tale about the unstoppable force of commercialism, and it is that. But it is also a story about the inevitable metamorphosis of symbols. Anna Jarvis created the white carnation as a personal memorial symbol — a way of representing her specific grief for her specific mother. The commercial world took that symbol and made it universal, applicable to all mothers, purchasable by anyone with a dollar and a desire to demonstrate filial affection. In the process, the symbol lost some of its particularity, its grief, its depth — and gained a different kind of power, the power of shared convention.

This is what symbols do. They begin as particular and become general. They begin as felt and become conventional. They begin as sincere and become ritualized. And the person who originally attached a meaning to a symbol has no proprietary right to that meaning; once a symbol enters the social world, it belongs to everyone, and everyone makes it mean something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meant to the person who first offered it.


Part Three: The Carnation —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Mother’s Day Flower

Dianthus Caryophyllus: The Flower of the Gods

The carnation — Dianthus caryophyllus — takes its genus name from the Greek dios (of Zeus, or divine) and anthos (flower): it is, etymologically, the flower of the divine, or the flower of Zeus, or the divine flower. This is a significant name for a flower that would become associated with the most human of relationships — and it points to the carnation’s long history as a ceremonial and symbolic plant.

Native to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the carnation has been cultivated for at least two thousand years.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used it in garlands and ceremonial decorations. The name “carnation” itself is disputed in its derivation — it may come from the Latin carnis (flesh), referring to the flower’s flesh-pink color, or from coronation, referring to its use in ceremonial garlands. Both etymologies are symbolically suggestive: the flower of flesh, the flower of crowning.

In the medieval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carnation acquired specific Marian associations. The red carnation was said to have sprung from the tears of the Virgin Mary as she wept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 a legend that immediately connects the flower to maternal grief, to the Pietà, to the sorrow of the mother watching her child die. The French word for carnation — œillet — was also applied to the fl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sion,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rgin in Flemish and Italian painting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frequently include a carnation, either held by Mary herself or by the infant Jesus.

This iconographic tradition was not accidental. The carnation’s clove-like scent (its species name caryophyllus means “clove-leave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Passion — cloves were us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Christ’s body for burial, and the spice trade ran through the same Mediterranean networks as early Christian symbolism. The carnation that smells of cloves is thus, in this tradition, a flower of sacrifice, of death, of the body’s preparation for burial — and of the mother who presides over that preparation.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Victorian Floral Symbolism

The Victorian era elaborated floral symbolism into an extraordinarily detailed system —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or floriography — in which specific flowers carried specific meanings that could be combined into messages. This system, popularized by books like Charlotte de Latour’s Le Language des Fleurs (1819) and its many English adaptations, was taken seriously 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particularly in romantic contexts where direct expression of feeling was constrained by social convention.

In the Victorian language of flowers, the carnation’s meanings varied by color. The red carnation signified love and admiration. The pink carnation meant “I’ll never forget you” or, in some dictionaries of floriography, a mother’s undying love — a meaning that seems to have developed in dialogue with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maternal sentiment in Victorian culture. The white carnation signified pure love, good luck, or innocence. The yellow carnation signified rejection or disappointment.

That pink carnation meaning — “a mother’s undying love” — is the direct precursor of the Mother’s Day carnation. Anna Jarvis, working within a culture saturated with Victorian floral symbolism, was making an entirely legible gesture when she chose the carnation for her holiday. She was speaking a language that her contemporaries already knew, choosing a symbol that already meant something approximating what she wanted it to mean, and fixing that meaning more firmly by institutionalizing it.

The Victorian language of flowers operated, like all symbolic systems, through social agreement and reinforcement. Its meanings were not natural or inevitable; they were conventional, agreed upon, published in books, and practiced by people who wished to be understood by other people who had read the same books. The carnation meant a mother’s love because enough people said it did, long enough, until it became true — which is how all symbols work.

The Carnation Today: Industrial Flowers and Their Discontents

The carnation that appears on Mother’s Day today is a product of industrial floriculture, bred for size, scent, and above all for durability — carnations can last two weeks in a vase, far longer than most cut flowers, which makes them commercially attractive. They are grown primarily in Colombia and Ecuador, from whence they are flown to flower markets in Miami and Amsterdam and distributed to florists and supermarkets worldwide.

The modern carnation is a long way from the Dianthus caryophyllu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It has been bred into dozens of varieties — spray carnations with multiple small blooms on a single stem, standard carnations with a single large bloom, miniature carnations, and numerous varieties in colors that do not occur naturally, including the bicolored and striped varieties produced by dyeing or by selective breeding. The industry produces approximately two billion carnations per year,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m are sold in the weeks before Mother’s Day.

This industrial carnation — uniform, durable, available in any color, scentless in many varieties — is itself a symbol of what has happened to Mother’s Day symbolism more broadly: it has been standardized, optimized for commercial utility, stripped of some of its original particularity, and made universally available. The white carnation that Anna Jarvis distributed at her mother’s memorial — specific, grief-laden, fragrant with personal meaning — has become a mass-produced object, and its mass production has both democratized the symbol and diluted i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a complaint.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the accessibility of a symbol, for the way a carnation that costs a few dollars can allow a child in a supermarket to make a gesture of love that would otherwise require expensive ingenuity. Symbols are not degraded by being widely used; they are transformed. And transform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loss.


Part Four: The Greeting Card — Paper, Sentiment, and the Problem of Sincerity

The History of the Sentimental Card

The greeting card as we know it — a folded piece of decorated paper bearing a printed sentiment — is a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made possible by advances in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expensive postal services. The first Christmas cards were produced commercially in England in the 1840s; Valentine’s Day cards followed; an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greeting card industry had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significant commercial force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Mother’s Day arrived at exactly the right moment for the greeting card industry. The holiday was institutionalized in 1914; the card industry was already mature; and the holiday’s emphasis on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sentimental communication made it a natural fit for a medium that specialized in exactly those things. By the 1920s, Mother’s Day had become one of the industry’s most important occasions, and it has remained so ever since.

The symbolism of the greeting card is itself complex and worth examining. A greeting card is a form of delegated expression — you purchase someone else’s words to convey your own feelings, which is a transaction that has always made some people uncomfortable. Anna Jarvis was famously hostile to cards for this reason; she felt that a handwritten letter was the only proper expression of filial love, and that a mass-produced card was a form of emotional outsourcing, a way of avoiding the labor of genuine feeling.

But the greeting card does something that a handwritten letter does not: it provides a framework of convention within which personal feeling can be safely expressed. Many people — perhaps most people — find it difficult to say directly and sincerely what they feel for those they love; the conventions of ordinary social interaction work against such expressions, and the fear of vulnerability or of appearing mawkish inhibits them. The greeting card provides a socially sanctioned occasion and a pre-approved vocabulary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It says, in effect: this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s permissible to say, in this context, to this person. It is not insincerity; it i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permission to be sincere.

What the Cards Say: An Analysis of Mother’s Day Sentiment

The vocabulary of the Mother’s Day greeting card is a symbolic system in its own right, with recurring images, phrases, and emotional registers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commercial production. To read a rack of Mother’s Day cards is to read a kind of cultural document — a record of what a society officially believes about motherhood, filtered through the editorial sensibilities of people whose job is to produce sentiments that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will purchase.

The dominant imagery of Mother’s Day cards is floral. Roses, carnations, daisies, and tulips appear with overwhelming frequency, establishing the holiday’s association with the beauty and fragil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These flowers are typically rendered in soft watercolor washes or photographic close-ups, their colors muted and harmonious, the visual palette of the cards almost universally drawn from a warm, feminine register — pinks, lavenders, creams, soft yellows.

The dominant sentiment — expressed in the verses, the captions, the pre-printed messages — is gratitude for selfless sacrifice. Mothers, in the world of the greeting card, are defined by what they have given up and given away: their sleep, their time, their own ambitions and desires. The mother of the greeting card is perpetually tired and perpetually loving; she has worked without acknowledgment; she deserves this one day of recognition. The emotional logic is essentially the logic of moral debt — you owe your mother something, and this card, this day, is a partial payment.

This emphasis on sacrifice is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It encodes a particular ideology of motherhood — one in which the good mother is definitionally the self-abnegating mother, the woman who subordinates her own needs to those of her children. This ideology has deep roots in both Christian theology (Mary’s willing sacrifice, her fiat to God’s will) and Victorian domestic ideology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e mother whose moral perfection expressed itself through selfless devotion). The greeting card perpetuates this ideology not through argument but through repetition — through the sheer volume of cards that tell the same story about what mothers are and what they deserve.

The Humor Card and Its Symbolic Work

The emergence of the “funny” Mother’s Day card — cards that joke about wine consumption, exhaustion, imperfect children, and the general chaos of family life —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ymbolic counter-tradition. Where the sentimental card idealized the mother, the humor card acknowledges her humanity; where the sentimental card insisted on gratitude and reverence, the humor card suggested solidarity and commiseration.

The funny card is, in some ways, a more honest symbolic intervention. It acknowledges that motherhood is hard, that mothers are people with needs and appetites and limited patienc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is sometimes comic and sometimes maddening. It makes room for ambivalence — for the child who loves their mother but also finds her exasperating, or for the mother who loves her children but also desperately needs a drink.

This acknowledgment of ambivalence is symbol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admits into the holiday’s official vocabulary something that the sentimental tradition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Mothers and children are rarely straightforwardly grateful and selfless and harmonious; more often they are people who love each other and also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 disappoint each other, and drive each other mad. The humor card does not resolve this complexity, but it acknowledges it, and acknowledgment is its own form of truth-telling.


Part Five: Food, Flowers, and the Ritual of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Breakfast in Bed: The Domestic Inversion

One of the most durable Mother’s Day rituals — the presentation of breakfast in bed — is a symbolic inversion of the domestic order, and it is worth pausing to examine exactly what that inversion means. The mother, who ordinarily feeds others, is herself fed. The children, who are ordinarily fed, become feeders. The bedroom, which is typically a private space of rest and restoration, becomes a social space of celebration. The labor of cooking, which is ordinarily invisible and unremarked, is made visible and presented as a gift.

This inversion is carnivalesque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ense: it temporarily reverses the normal hierarchy and, in doing so, acknowledges (and thereby reinforces) that hierarchy. Breakfast in bed is symbolically powerful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exceptional — because on every other day of the year, the mother rises first and makes the breakfast and feeds the family. The one day on which she is brought breakfast is the one day on which her ordinary labor is acknowledged, and the acknowledgment works by performing the opposite of what she normally does.

The food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Mother’s Day breakfast — eggs, pancakes, orange juice, coffee, perhaps a mimosa — are the foods of luxury and leisure, foods that require effort to prepare and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abundance and celebration. Eggs, in particular, carry an ancient symbolic weight: in the context of spring celebrations (and Mother’s Day falls in spring),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fertility and renewal. The Easter egg is only the most obvious manifestation of a much older symbolic complex in which the egg stands for the beginning of life, for the potential that precedes actuality.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breakfast-in-bed ritual — the burnt toast, the spilled orange juice, the lopsided pancakes — is part of its meaning. The gift is not really the food, which is typically mediocre; the gift is the effort, the intention, the willingness of children to attempt labor on behalf of their mother. In this sense, breakfast in bed is a ritual of homage — a feudal gift in which the quality of the offering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gesture of offering.

The Mother’s Day Brunch: Public Ritual and Its Meanings

The migration of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from the domestic space to the restauran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ymbolic shift, and it is one that Anna Jarvis would have found particularly objectionable. The restaurant brunch — now one of the busiest meal occasions 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s calendar — transforms the private domestic ritual of the family meal into a public commercial transaction.

But the restaurant brunch is not simply a capitulation to commercialism. It is also a recognition that the labor of cooking is itself something that mothers often do not want to do on their one day of recognition — and that eating in a restaurant is, for many mothers, precisely the kind of leisure that the holiday is meant to provide. The symbolic logic shifts: instead of inverting the domestic order (children cook, mother rests), the family purchases exemption from the domestic order altogether (nobody cooks, a stranger serves).

The restaurant on Mother’s Day is a peculiar social space — a public setting for an intensely private emotion. Families sit at tables and attempt to have a good time, which is to say they attempt to perform the feelings that the day is supposed to generate. The performance is often genuine, often mixed, often anxious. The restaurant is full of people trying, and the trying is its own form of meaning.

The Gift: Objects as Symbols of Relationship

The gift economy of Mother’s Day — the flowers, the chocolates, the jewelry, the spa treatments, the personalized items — is among the most elaborately symbolically coded aspects of the holiday. Every Mother’s Day gift encodes a theory of the recipient: what she values, what she needs, what she deserves, what her relationship to the giver is.

Flowers are the dominant gift, and they carry the symbolic weight already examin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arnation: they are beautiful, perishable, associated with natural abundance and with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A gift of flowers says something that a gift of jewelry does not — it says: I give you something that will not last, because beauty does not need to last to matter. It also says: I thought about this enough to choose something living.

Jewelry — the locket with the child’s photograph, the birthstone ring, the necklace with the children’s initials — operates on a different symbolic register. These are objects of permanence, designed to be worn against the body, to be present at the mother’s throat or wrist as a reminder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object embodies. The locket is a particularly ancient form, with a genealogy running back to the miniature portraits carried by medieval travelers and the reliquaries worn by pilgrims; in its Mother’s Day form, it contains not a saint’s relic but a child’s face, which may be the more important sacred object.

The handmade gift — the macaroni necklace, the painted ashtray, the ceramic handprint — occupies a privileged symbolic position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impractical, because it has no utility beyond its embodiment of effort and love. The handmade gift says: I made something for you with my own hands, and I made it because I love you, not because it is beautiful or useful. This is the purest form of gift symbolism — the gift as pure relation, as evidence of attention and care.


Part Six: Color, Image, and the Visual Symbolism of Motherhood

The Pink Palette: Femininity, Nurture, and Their Discontents

Mother’s Day, as a visual phenomenon — in its cards, its decorations, its flower arrangements, its retail displays — is overwhelmingly pink. This is not an accident;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deep cultural association between pink and femininity, between femininity and nurture, and between nurture and the maternal role. But the association is also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ulturally specific, and in some ways recently established.

The association of pink with femininity — so ingrained today that it seems natural and universal — is, in fact, largely a twentieth-century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pink was considered a masculine color in man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ntexts — a strong, assertive color, a lighter shade of red, associated with vigor and determination. Blue, by contrast, was associated with serenity, with the Virgin Mary’s robe, with the gentler feminine virtues. “Pink for a boy, blue for a girl” was not an eccentric reversal but a mainstream convention as recently as the 1920s.

The reversal occurred gradually, through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fashion industry decisions, advertising campaigns, and the post-World War II intensification of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consumer culture. By the 1950s, the pink/blue gender binary had solidified into something that most Americans experienced as natural rather than conventional — and Mother’s Day,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pink decade of the Fifties, absorbed the association thoroughly.

The pink palette of Mother’s Day thus carries a symbolic freight that is simultaneously about femininity, abou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ternal role, and about the mid-century American ideology of domestic womanhood. When you see the pink carnations and the pink ribbons and the pink script on the Mother’s Day display, you are seeing the visual encoding of a set of ideas about what mothers are and what femininity means — ideas that are powerful enough to feel natural but contingent enough to have been otherwise.

The Image of the Embrace: Picturing Maternal Love

The visual iconography of Mother’s Day advertising and greeting cards returns obsessively to a single image: the embrace, the clasp, the holding. Mothers hold children; children hold mothers. Arms wrap and faces press together. The bodies seek proximity, warmth, contact. This image — universal, ancient, documented in art from the Paleolithic Venus figurines through the Madonna and Child to the contemporary stock photography of advertising — is the central visual symbol of maternal love.

The embrace as symbol is doing several things simultaneously. It symbolizes protection — the mother’s arms as a shelter against the world. It symbolizes nourishment — the body that feeds is also the body that holds. It symbolizes the origin and endpoint of love —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warmth and safety that shapes all subsequent attachment. And it symbolizes the fundamental dependency of the human infant, who comes into the world helpless and who w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the holding arms of a caregiver.

Psychologists from Bowlby to Winnicott have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early holding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ir analyses suggest that the symbol of the embrace is not arbitrary but is instead pointing at something real about the structure of human attachment. We hold each other when we love each other, across cultures and across centuries, because holding is what love looks like when it is most physical and most basic. The Mother’s Day image of the embrace is, in this sense, one of the most accurate visual symbols in the holiday’s repertoire — a genuine symbol of something genuine.

The Handprint: Evidence of Existence

Among the most universal Mother’s Day symbols in the context of young children’s gifts is the handprint — pressed in paint or clay or plaster, signed with the child’s name and the date, presented to the mother as evidence that the child existed at this size, at this moment. The handprint gift is a different kind of symbol from the carnation or the greeting card: it is not a re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but a direct impression of something. It is an index, in the semiotic sense — a sign that bears a physical relationship to the thing it signifies.

The handprint as symbol has its own ancient genealogy. The oldest known form of human symbolic communication — the hand stencils found in caves from Sulawesi to Spain, made by pressing a hand against the cave wall and blowing pigment around it — is precisely this: evidence of a hand, evidence of a person, evidence of presence. The cave hand stencils date to forty thousand years ago, and they have never been fully explained, but one reading of them is irresistible: I was here. I existed. This is the shape of my hand.

The child’s handprint given to the mother on Mother’s Day says something similar: This is how big my hand was when I was four years old. This is the evidence of my childhood, preserved for you. And the mother receives it as the ancient humans presumably received each other’s hand stencils: as proof of presence, as evidence against disappearance.


Part Seven: The Politics of the Symbol — What Mother’s Day Does Not Show

The Ideology of Selfless Motherhood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examined critically, encodes a specific and historically particular ideology of motherhood — one that has been contested by feminist scholars and activists for decades. The dominant symbolic vocabulary of the holiday — the selfless giver, the tireless nurturer, the woman whose identity is defined by her relationship to her children — is not a neutral description of what mothers are but a normative prescription of what mothers are supposed to be.

This ideology has consequences. When we symbolize motherhood as essentially selfless — when the carnation means “she never stopped giving” and the greeting card reads “everything I am, I owe to you” — we encode an expectation of self-abnegation that is applied almost exclusively to women and almost exclusively in their maternal roles. We also make invisible the labor of mothering — the cooking, cleaning, nursing, teaching, managing, and worrying that constitute the actual substance of the work — by aestheticizing it, by representing it as love rather than as labor.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is not a critique of mothers or of maternal love; it is a critique of the way the holiday’s symbols paper over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A holiday that tells mothers they are valued, while doing nothing to address the wage penalties associated with motherhood, the lack of paid parental leave, the inadequate provision of childcare, or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labor, is a holiday that uses symbolic recognition as a substitute for material change. The carnation, in this reading, is a consolation prize.

This critique has been most powerfully articul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holiday’s origins. Recall that Ann Reeves Jarvis — the actual woman whose death inspired Mother’s Day — was a social reformer who organized Mothers’ Friendship Days specifically as occasions for community activism and civic engagement. The holiday her daughter created in her name was explicitly NOT activist — it was sentimental, personal, domestic.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reformer’s legacy into a holiday of individual gratitude rather than collective action is itself a political act, though it is rarely acknowledged as such.

Whose Mothers Are Symbolized?

The visual vocabulary of Mother’s Day — the images in advertisements, on cards, i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 has historically represented a narrow slice of the diversity of actual mothers. For most of the holiday’s commercial history, the mother in the picture was white, middle-class, and heterosexual. The flowers were arranged in a suburban home; the brunch was in a nice restaurant; the jewelry was tasteful and not inexpensive.

This symbolic narrowing has consequences. When the imagery of Mother’s Day does not include Black mothers, Latina mothers, immigrant mothers, single mothers, poor mothers, lesbian mothers, transgender mothers, or any of the other configurations that actual mothering takes, it sends a message — not through argument but through omission — about which mothers are worthy of celebration, which families are normal enough to be included in the holiday’s symbolic universe.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Mother’s Day imagery to include more diverse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ing is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and symbolically insufficient. The inclusion of more diverse faces in the greeting card aisle does not change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of selfless sacrifice that the cards encode; it just democratizes it, extends it to a wider range of women. Tru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would require not just broader representation but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 images of mothers with ambitions and frustrations and needs, mothers who are celebrated not only for what they give up but for who they are.

The Grief That the Holiday Cannot Hold

Mother’s Day is, fo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not a holiday but a wound. For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mothers,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is a day of acute grief — a day when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maternal love throws their own loss into sharp relief. For those who have had difficult or abusive mothers, the holiday’s insistence on reverence and gratitude can feel not just irrelevant but actively painful. For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pregnancy loss, infertility, or the death of a child, the holiday’s celebration of the mother-child bond can be devastating.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with its carnations and its sentimental cards, is optimized for a particular emotional situation: the uncomplicated gratitude of adult children for living, loving mothers. It is not equipped — symbolically or institutionally — to handle the grief, ambivalence, and complexity that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brings to the day.

This inadequacy is not incidental to the holiday’s symbolism; it is constitutive of it. Mother’s Day works as a symbol system partly by excluding certain realities — by insisting on the idealized version of maternal love and the idealized version of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The carnation does not know how to symbolize a mother who was not loving, or a child who was not loved, or a pregnancy that did not survive. It can only mean what it has been taught to mean: love, purity, devotion, persisting beyond death.


Part Eight: Mother’s Day Around the World — Universal Themes, Local Symbols

The Global Holiday and Its Variations

Mother’s Day, in its American form,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fifty countries, carried by the combined forces of American cultural influence, commercial interest, and the genuine universality of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But in spreading, it has encountered and interacted with local mother symbolism, producing a fascinating variety of local adapt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othering Sunday — which predates the American holiday by centuries — was reviv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der American influence but retains its own symbolic traditions: the simnel cake, the flowering gifts of spring, the visit to the “mother church.” British Mother’s Day cards are more likely than American ones to include ironic humor; the British register of sentiment is characteristically more restrained and the humor more prevalent.

In Mexico, Mother’s Day (Día de las Madres) is celebrated on May 10th — a fixed date rather than the floating second Sunday — and i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in the Mexican calendar. The symbolic register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American holiday: mariachi serenades, mañanitas (traditional birthday songs sung at dawn), and the specific flowers of Mexican floriculture — dahlias, marigolds, roses — rather than the carnations domin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nsity of filial devotion encoded in the Mexican Mother’s Day is often remarked upon by observers; the holiday is taken with a seriousness that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 sometimes lacks.

In Japan, the holiday was introduced in the postwar period under American influence and has been transformed by Japanese aesthetic sensibility. The symbolic palette includes flowers — carnations remain dominant, reflecting American influence — but also the aesthetic of the handwritten letter, the meticulous wrapping of gifts, the formal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through the vocabulary of Japanese gift-giving culture. Japanese Mother’s Day symbolism is characteristically more reserved in its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more elaborate in its material presentation than the American version.

In Ethiopia, Antrosht, a three-day celebration held in the fall, marks the end of the rainy season with a gathering of extended families and a celebratory meal in which women and girls bring vegetables and daughters-in-law bring butter and honey, while men bring meat. The symbolic emphasis is on communal gathering and shared abundance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 maternal recognition — a collectiv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ymbolism of maternal celebration.

These variations reveal something important: the symbolic repertoire for honoring mothers is far wider than the American carnation-and-card vocabulary suggests.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found different symbolic languages for the same underlying relationship — and those different languages reveal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hat motherhood is, what it means, and how it should be honored.

The Flower Across Cultures

Flowers, it turns out, are universal Mother’s Day symbols, but the specific flowers vary widely and the variation is itself significant. The American carnation is joined by the Japanese lily, the British daffodil, the Mexican dahlia, the Indian lotus, the Australian chrysanthemum. Each of these flowers carries its own symbolic history and its own cultural resonances.

The lotus — the Mother’s Day flower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 is one of the most symbolically rich flowers in the world. In Hindu and Buddhist iconography, the lotus represents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the divine feminine, and the capacity to emerge pure from muddy origins (the lotus grows in muddy water and rises to bloom above the surface). To give a lotus is to invoke a complex spiritual symbolism that connects the mother to the divine, to purity, to the triumph of beauty over adverse circumstances.

The chrysanthemum — the flower of autumn in East Asian symbolism — has different valenc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Japan, it is the imperial flower, associated with longevity and rejuvenation; in China, it is associated with autumn, retirement, and persistence in adversity; in some European contexts, it is a funeral flower. That it should appear as a Mother’s Day flower in Australia — where Mother’s Day falls in May, which is autum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 reflects the way floral symbolism is inflected by climate and season.

The consistency of flowers across cultures as Mother’s Day symbols is itself significant: in almost every cultural context, the impulse to honor the mother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gif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living, and perishable. This consistency suggests that the flower does not symbolize motherhood arbitrarily but for reasons that go deep — deep into the association of the maternal with natural abundance, with the generative cycle, with beauty that passes and therefore must be attended to while it lasts.


Part Nine: Literature and the Symbol of the Mother

The Mother in Literature: From Demeter 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rimary sites in which maternal symbolism is elaborated, questioned, and transformed. The literary mother — from the grieving Demeter to the monstrous mothers of Gothic fiction to the complex, fully human mothers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 is a figure through whom writers have explored some of the deepest questions about love, sacrifice, ambivalence, and identity.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the idealized mother —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e self-sacrificing saint — has its roots in the same Victorian ideology that produced the Mother’s Day card. In novels like those of Dickens, the good mother is the moral center of the family, the source of warmth and goodness, the presence whose loss catapults the child into a world of danger and deprivation. Little Nell’s mother in The Old Curiosity Shop, Oliver Twist’s mother in Oliver Twist (a mother who dies at birth, present only as a symbol of pure love los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life) — these are mothers as symbolic function, as moral anchor, rather than as fully realized human beings.

The modernist tradition was harder on the symbol of the idealized mother. In D.H. Lawrence, maternal love becomes suffocating, possessive, the obstacle to the son’s individuation — the oedipal anxiety made literary. In James Joyce, the dead mother haunts the son as a figure of guilt and obligation, her love itself a burden. In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Mrs. Ramsay is a more complex figure — genuinely loving but also manipulative, genuinely capable but also complicit in her own limitation — and the novel’s grief for her is correspondingly complex.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other — in the fiction of writers like Rachel Cusk, Jenny Offill, Sheila Heti, and Maggie Nelson —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gain: a mother who is also and simultaneously a self, a person with desires and ambitions and resentments and fears that exist alongside and sometimes in tension with her maternal feelings. These literary mothers do not symbolize motherhood; they experience it, with all the difficulty and ambivalence and love that the experience entails.

This shift i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 from the mother-as-symbol to the mother-as-person — has not yet fully made its way into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Mother’s Day. The greeting card still traffics in the idealized maternal figure; the flower is still given to the angel rather than to the person. But literature, always ahead of the culture’s official symbolism, has been working on a more honest representation for decades.

The Poem of the Mother: Sylvia Plath, Anne Sexton, and the Confessional Tradition

The confessional poetry of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 Sylvia Plath, Anne Sexton, Robert Lowell — brought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into the center of American poetry with an honesty that the greeting card tradition could not accommodate. In poems like Plath’s “Morning Song” (in which she describes her response to the birth of her daughter with a complexity that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joy: “Love set you going like a fat gold watch. / The midwife slapped your footsoles, and your bald cry / Took its place among the elements”) and Sexton’s “The Truth the Dead Know,”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is rendered as a site of genuine psychic intensity — loving but not simple, bonding but also binding.

Plath’s “Medusa” — a poem addressed to her mother that uses the Medusa figure (the gorgon, the terrible mother of Greek mythology, whose gaze turned men to stone) as a symbol of maternal power —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nvestigations of maternal ambivalence 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The poem does not deny the love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t insists on the love and also on the terror, on the way maternal connection can feel, at its most intense, like an entanglement from which one cannot escape:

“Off that landspit of stony mouth-plugs, / Eyes rolled by white sticks, / Ears cupping the sea’s incoherences, / You house your unnerving head—God-ball, / Lens of mercies…”

The Medusa is a mother who is also a monster, a figure of love that has become a figure of paralysis. Plath is not saying that all mothers are terrible; she is saying that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at its most intense and its most complicated, can generate feelings that the greeting card tradition is not equipped to handle. The symbolism of confessional poetry is not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is itself revealing.


Part Te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Mother Symbol — What We Are Really Reaching For

Bowlby, Winnicott, and the Attachment Complex

The psychoanalytic tradition has been centrally concerned with the figure of the mother — not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or a symbolic convention but as a psychic presence, the first object of love and dependency, the person around whom the child’s emotional world initially organizes itself. John Bowlby’s attachment theory, developed in the 1950s and 1960s, establishe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what many people had always intuitively understood: that the bond between infant and primary caregiver is not merely sentimental but is a biological necessity, as essential to the child’s development as food and warmth.

D.W. Winnicott, the pediatrician and psychoanalyst who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good enough mother,” offered a picture of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that is more nuanced and more honest than the greeting card’s idealized saint. The good enough mother, Winnicott argued, is not the perfect mother — there is no perfect mother — but the mother who meets the infant’s needs adequately, who fails in small ways and repairs those failures, who is present enough to provide security and absent enough to allow development. The symbol that Winnicott’s work points toward is not the carnation but the process — the ongoing, imperfect, repairing relationship.

This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suggest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why Mother’s Day feels simultaneously too much and not enough. The holiday attempts to symbolize a relationship that is among the most psychically formative experiences a human being has — the first attachment, the first love,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dependency and care. That relationship i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to symbolize adequately because its effects are so deep and its operations so early that they prece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cious mind. We are trying, with carnations and cards, to represent something that was already fully operational before we could think.

The Search for the Mother: Adult Longing and Maternal Symbolism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is not only about honoring actual mothers; it is also about something more diffuse and harder to name — the adult longing for the kind of care that the mother represented in childhood. Many people who are most moved by Mother’s Day symbolism are not simply grateful for their mothers; they are reaching, through the symbolism, toward something they may never have fully had, or something they once had and lost.

The psychoanalyst Christopher Bollas has written about what he calls the “transformational object” — the first object (the mother) that transforms the infant’s experience, that converts hunger to satisfaction, cold to warmth, loneliness to company. The memory of this transformational capacity, Bollas argues, persists in the adult unconscious and is what we are really seeking when we seek certain objects and experiences that promise transformation — certain kinds of music, art, nature, and love. The intensity that people bring to Mother’s Day may be related to this seeking: the holiday activates the memory of the original transformational object, the first love, the first care.

If this is right, then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is doing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and more poignant than it appears to be doing. The carnation and the card are not just acknowledgments of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with a specific person; they are also, at a deeper level, tokens of a longing for the kind of love that the mother once represented — unconditional, attentive, transforming. That longing is never fully satisfiable, which may be why the holiday always carries, beneath its cheerful surface, a faint note of melancholy.


Part Eleven: The Changing Symbol — How Mother’s Day Has Evolv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Families, New Symbols

The famil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more diverse in its configurations than the family that Anna Jarvis imagined when she created Mother’s Day in 1908. Same-sex couples raise children; single parents — mothers and fathers — raise children alone; blended families create networks of step-parents and biological parents; adoptive parents, foste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who parent create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the symbolic repertoire of Mother’s Day has had to expand — sometimes clumsily, sometimes gracefully — to accommodate this diversity.

The expansion of “mother” as a symbolic category has been one of the more interes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s of recent decades. Greeting card companies now produce cards addressed to “two moms,” to mothers who are also fathers (trans women who have children from a previous life chapter), to grandmothers who parent, to stepmothers, to mothers who adopted. Each of these cards represents a symbolic negotiation — an attempt to include within the holiday’s embrace a relationship that the original symbolic vocabulary was no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This expansion is not merely commercial opportunism. It reflects genuine social change, and the symbols it produces are genuine attempts to honor genuine relationships. The card addressed to “two moms” is not a corruption of the holiday’s original meaning; it is an extension of that meaning to include forms of maternal love that have always existed but were not always publicly acknowledged.

Social Media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ternal Love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has created a new symbolic dimension to Mother’s Day — the public declaration of love and gratitude, the Instagram post and the Facebook tribute, the tweet that gestures toward a private relationship and makes it, briefly, public. This public performance of filial gratitude is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symbolic history of the holiday, and it is a complex one.

On one hand, the social media Mother’s Day tribute extends the holiday’s symbolic logic — the convention of using Mother’s Day as an occasion for the expression of gratitude — into a new medium. The digital carnation, so to speak. On the other hand,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social media tribute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and its audience: where the greeting card was addressed to the mother, the Instagram post is addressed to the world, with the mother as witness. The sentiment is the same, but the performance is different — and the performance is for different eyes.

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authenticity and sincerity that echo Anna Jarvis’s complaints about the mass-produced card. Is the Mother’s Day Instagram post a genuine expression of love, or is it a performance of love for the benefit of an audience? Can it be both? These questions may not have satisfactory answers, but they are worth asking, because they illuminate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ymbols work in the social media age: they are increasingly produced for audiences, and the audience shapes what the symbol means.

The Environmental Symbol: Sustainable Flowers and the Ethics of Celebration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imension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s the question of sustainability — of what it means to celebrate the generative principle of nature by purchasing flowers grown with extensive pesticide use in South America and flown thousands of miles to arrive at a supermarket in time for the holiday. The environmental critique of Mother’s Day floriculture is a relatively new symbolic discourse, but it is one that is gaining traction.

The locally grown flower — purchased at a farmers’ market, or grown in a garden, or gathered from a hedgerow — has become a counter-symbol to the industrial carnation: a symbol not just of maternal love but of a relationship to the natural world that is attentive and sustainable rather than extractive and wasteful. To give a locally grown or sustainably sourced flower is to make a statement about the kind of care that the holiday is supposed to honor — care that is embedded in relationships to the living world, not just to the market.

This is, in a sense, a return to the original symbolic logic of Mothering Sunday: the wild flowers gathered from the hedgerows on the walk home, the spring blooms that testified to the season and the landscape. The ecological Mother’s Day gift is not a rejection of the holiday’s symbolism but a deepening of it — an attempt to honor the mother principle not only in the human figure but in the natural world that is, in the oldest symbolic traditions, its most fundamental expression.


Part Twelve: The Future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What the Symbol Is Still Trying to Do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traced from its ancient origins through its Victorian elaboration to its commerci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ts twenty-first-century complications, reveals a persistent and genuinely difficult project: the attempt to give adequate symbolic form to something that resists adequate symbolic form.

Maternal love — the specific variety, between the one who bore or raised you and the person you have become — is not a single thing. It is an accumulation: of sleepless nights and school mornings and arguments and reconciliations and silences and laughter and worry and pride and disappointment and forgiveness. It is a relationship that extends over the full arc of a life, that changes as both parties change, that is never completed and never entirely resolved. No carnation and no card and no brunch and no Instagram post can contain all of that. The symbol is always reaching toward something it cannot quite grasp.

But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symbols, not a special failure of Mother’s Day symbols. Symbols are not adequate to the things they symbolize; if they were, we would not need both the symbol and the thing. The cross does not contain the crucifixion; the flag does not contain the nation; the wedding ring does not contain the marriage. These objects point toward what they represent, creating a space in which the represented thing can be approached, contemplated, honored. The pointing is the symbolic work.

In this sense, the carnation is not a failed symbol because it falls short of what maternal love is. It is a successful symbol because it creates a point of contact, a moment of attention, an occasion o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e who gives and the one who receives can be felt and acknowledged. The holiday creates a ritual space in which the ordinary becomes visible — in which the accumulated love and labor and sacrifice of maternal care is, at least briefly, acknowledged as extraordinary.

Toward a Richer Symbolic Vocabulary

The most honest conclusion this survey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can reach is that the holiday’s existing symbolic vocabulary, while powerful and durable, is incomplete. It is inadequate to the grief of those whose mothers are gone; to the ambivalence of those wh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mothers are complicated; to the invisibility of mothers who do not fit the idealized image; to the labor that lies beneath the sentiment;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s that shape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A richer symbolic vocabulary for Mother’s Day would need to do several things that the existing vocabulary does not do, or does not do well. It would need to include grief alongside celebration — to make room for those who mourn. It would need to acknowledge complexity alongside love — to honor 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 easy ones. It would need to make visible the labor alongside the love — to recognize that the work of care is not merely emotional but physical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And it would need to include a wider range of mothers alongside the traditional image — to acknowledge that love and care come in many configurations.

This is a lot to ask of a carnation. But symbols are capacious things, and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any living culture is always in process, always being added to, always being revised by the people who use it and the experiences they bring to it. The Mother’s Day symbolism of 2050 will not be the Mother’s Day symbolism of 1914 or of today. It will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amilies, by the evolving understanding of what mothering is and who does it, by the claim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ongoing work of artistic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What will remain, probably, is the flower — some flower, any flower, the living thing given to the person who gave you life or who cared for you as if they had. The instinct to give a living thing is too ancient, too deeply embedded in human symbolic practice, to disappear. And what will remain beneath the flower is the thing the flower points at: the first love, the first care,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from which all subsequent relationships derive their shape. That thing cannot be adequately symbolized. But it is worth trying to symbolize, again and again, with whatever symbols we have available — because trying to symbolize it is itself a form of honoring it.


Epilogue: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It is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and somewhere a child is pressing a handprint into paint, pressing that paint onto paper, watching the impression of their small hand emerge. Somewhere a son is standing in a drugstore aisle, reading cards, trying to find the words that are not quite there. Somewhere a daughter is arranging carnations in a vase, white ones, thinking of her mother who is gone. Somewhere a father is making pancakes with his children, the kitchen a pleasant disaster of flour and spilled orange juice, attempting breakfast in bed.

And somewhere — in Athens, in the ruins of a temple to Demeter, or in a Mexican church where a mariachi band is playing Las Mañanitas, or in an English village where someone is making a simnel cake — people are doing what human beings have always done when they have wanted to honor the source of their being: bringing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edible, something made by hand, something living, something fragrant. The specific objects change. The impulse is very old.

Anna Jarvis wanted the holiday to mean her mother specifically, to carry the specific weight of her specific grief. What the holiday means instead is something general, something distributed across millions of specific relationships, a thin layer of symbol spread over an enormous depth of feeling. The symbol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depth. Nothing could. But it creates an occasion, every second Sunday of May, for the depth to be briefly acknowledged — for the hand to be pressed into the paint, for the impression to be made.

That impression, however imperfect, is what we have. It will have to do. And in its own way — in the way of all symbols, which is to say imperfectly and honestly and with great reaching toward what cannot quite be said — it does.


Part Thirteen: The Mother in American Mythology — From Pioneer Woman to Soccer Mom

The Foundational Myth of the Pioneer Mother

American culture has developed its own elaborated mythology of motherhood, distinct in certain respects from both the ancient goddess traditions and the European sentimental tradition, though drawing on both. The distinctively American maternal myth begins, arguably, with the figure of the pioneer mother — the woman who crossed the continent, endured extraordinary hardship, maintained the family and the domestic order in conditions of radical uncertainty, and thereby served as the mor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westward expansion.

This figure — commemorated in statues, in paintings, in the genre of the Western novel and film, and in the official iconography of numerous Western states — is a specific American fusion of the ancient earth mother archetype and the Victorian domestic ideal, transplanted into a landscape of radical extremity. The pioneer mother is not pampered and domestic in the European bourgeois sense; she is strong, practical, capable, enduring. She plows fields and delivers babies and buries children and keeps the fire burning through the winter. She is the maternal principle made heroic by necessity.

The symbolism associated with the pioneer mother is consequ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ymbolism of the drawing-room ideal. Where the Victorian m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flowers and softness and the indoor domestic world, the pioneer m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the outdoor landscape itself — with the prairie grass, the mountain range, the wide sky that she stands beneath in the canonical images. She is more Demeter than the Madonna — an earth mother, a harvest goddess, a woman whose strength is derived from and expressed through her connection to the land.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mother and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s a powerful symbolic current that runs through the culture in ways that are not always conscious. The pastoral imagery of Mother’s Day — the garden, the blooming flowers, the sunlit afternoon — draws on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aternal and the natural world. Even the suburban backyard in which so many Mother’s Day scenes are staged is a miniaturized version of the pastoral landscape: a domestic enclosure of cultivated nature, managed by the mother’s care.

The monumental expression of this mythology is Gutzon Borglum’s unrealized project for a “Pioneer Woman” statue to be erected across the Great Plains — a symbol of the mothers who made America possible. The project was never completed to its intended scale, but the idea behind it captures something real about the symbolic function of the pioneer mother in American culture: she is not merely a private figure of domestic love but a national symbol, a figure of civilizational significance, the mother of the nation as well as of her children.

The Republican Mother and the Civic Mythology of Motherhood

The political mythology of American motherhood has deep roots in the founding era. The concept of “Republican Motherhood,” elaborated by historian Linda Kerber in the 1980s, describes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he new republic made sense of women’s civic role: women could not vote, could not hold office, could not participate directly in public life, but they could educate the sons who would become the republic’s citizens. The mother’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lay in her influence ov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itizens.

This ideology — which persisted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ell into the twentieth — created a specific symbolic figure: the mother as the hidden engine of democracy, the person through whom civic virtue was transmitted, the woman whose private influence produced the public good. It justified both the celebration of mothers and their exclusion from political life: they were too important to be distracted by politics, too significant in their domestic role to be removed from it.

The symbolism that this ideology generated is everywhere in the official iconograph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The monuments to “the women who made America possible” are almost always monuments to mothers — to the Mothers of the Revolution, to the Gold Star Mothers who lost sons in war, to the pioneer mothers who raised the men who built the continent. The mother is the symbolic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 which is a way of honoring her and a way of confining her simultaneously.

This political mythology informs the rhetoric of Mother’s Day in ways that persist to the present. When politicians invoke mothers in speeches — and they invoke mothers constantly, in the rhetoric of both parties, in language that crosses every ideological divide — they are drawing on this deep symbolism of the civic mother, the mother whose personal sacrifice underwrites the public good. The yellow ribbon, the Gold Star, the blue star service flag hanging in the window — these are specifically American maternal symbols, symbols of the mother who has given not just her body to produce a child but her child’s body to the nation. They are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and most painful symbols in the American symbolic repertoire.

The Changing Figure: From Donna Reed to the Mommy Wars

The dominant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American motherhood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 the figure that the early decades of Mother’s Day helped to produce and that was subsequently codified by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popular culture — was the suburban housewife: aproned, smiling, cheerfully devoted to her domestic role, finding her complete fulfill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her household and the raising of her children. This figure — associated with names like Donna Reed, with the imagery of Ladies’ Home Journal and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with the aesthetic of the 1950s consumer boom — was both a description of a social reality and an ideological prescription.

The symbolic critique of this figure — launched most influentially by Betty Friedan’s The Feminine Mystique in 1963 — argued that the idealized suburban housewife was not a natural or inevitable figure but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product of specific ideological interests (advertising, real estate, the postwar consumer economy) that benefited from women’s confinement to the domestic sphere. Friedan called the ideology “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 the widespread dissatisfaction of women who had been told that the domestic role was their complete fulfillment and who found, in experience, that it was not.

The feminist movement that Friedan helped to launch transformed the symbolism of American motherhood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s, though transformation is always incomplete. The symbolic figure of the mother became more complex: she was now also a worker, also a professional, also a person with ambitions and needs and an identity beyond her maternal role. The Mother’s Day cards began (slowly, partially) to reflect this: cards for “working moms,” cards acknowledging the difficulty of balancing career and family, cards that described mothers in terms of their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ir maternal devotion.

The concept of the “Mommy Wars” — the culture war, intense in the 1990s and 2000s, between working mothers and stay-at-home mothers — is a symptom of the in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maternal symbolism. The conflict, which was partly genuine and partly manufactured by media, reflected a genuine social anxiety about which form of motherhood was more legitimate, more maternal, more worthy of celebration.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selfless, devoted mother, was implicitly on the side of the stay-at-home mother; the working mother had to justify her choices against the standard set by the holiday’s symbolic vocabulary.


Part Fourteen: The Mother in Art — From Raphael to Frida Kahlo

The Madonna Tradition and Its Secular Descendants

Western art’s treatment of the maternal theme has been dominated, fo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by the Madonna and Child — a compositional formula of enormous fertility and flexibility, capable of expressing everything from tender intimacy to cosmic sovereignty. Raphael’s Madonnas, serene and idealized; Caravaggio’s earthly, sometimes shocking versions; Murillo’s warm and popular paintings of the Virgin with the infant Jesus — these are the canonical examples of a tradition that has shaped visual culture’s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more deeply than any other single source.

The Madonna formula — a woman holding or nursing or watching over an infa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expressing both the intimacy of the maternal bond and its spiritual significance — is extraordinarily durable because it captures something that resists obsolescence: the image of the one who tends and the one who is tended. This compositional structure, which occurs in Christian art, in representations of Isis and Horus, in Buddhist images of Kannon with the infant, and in innumerable secular variations, seems to encode something archetypal about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 the asymmetry of care,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small and the protectiveness of the large, the intimacy of the gaze between caregiver and infant.

The secular descendants of the Madonna tradition include much of the genre painting of the seven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 the domestic interiors of Vermeer and de Hooch, which are not explicitly religious but in which the woman tending the household often has a quality of concentrated, quiet care that echoes the devotional paintings of the Madonna; the French Impressionist paintings of Berthe Morisot, which represent maternal scenes with an unprecedented intimacy and a sense of the mother’s own subjectivity; and the American genre painting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hich the idealized domestic mother is rendered with the same combination of love and ideology that produces the Mother’s Day card.

Käthe Kollwitz: The Mother of Grief

If Raphael represents the idealized symbolic pole of maternal iconography — serenity, beauty, spiritual grace — then Käthe Kollwitz represents its opposite: the mother defined by suffering, by loss, by the unconsolable grief of the woman who has outlived her child. Kollwitz, the German artist who worked in printmaking and sculptu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reated some of the most powerful images of maternal grief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Kollwitz’s The Grieving Parents (1931-32), a pair of sculptures erected at the German military cemetery in Vladslo, Belgium, in memory of her son Peter who was killed in World War I, shows a father and mother kneeling in attitudes of permanent mourning. The mother — the figure Kollwitz modeled on herself — is collapsed inward, her arms wrapped around her own body, her head bowed. She is not comforted; she will never be comforted. She is the Demeter of the modern age, the mother from whom the child has been taken and not returned.

Kollwitz’s work is the photographic negative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where the holiday insists on celebration and gratitude, her images insist on grief and loss; where the carnation symbolizes love that persists beyond death, her sculptures symbolize grief that persists beyond endurance. Both are true. Both are true about the same relationship, the same love. The fact that Mother’s Day can accommodate only one of them is a measure of the holiday’s symbolic limits.

Her print series A Weaver’s Revolt and Peasants’ War extend maternal symbolism into the political realm, showing mothers not as passive sufferers but as agents of resistance — women who fight back against the social conditions that destroy their children. This is the Ann Reeves Jarvis tradition in visual form: the mother as activist, the grief of the mother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energy. It is a tradition that Mother’s Day, in its commercial form, has largely suppressed.

Frida Kahlo and the Body of the Mother

Frida Kahlo’s work offers a different kind of challenge to conventional maternal symbolism — a challenge from the inside of th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from the outside. Kahlo, who suffered a catastrophic bus accident at eighteen that left her in chronic pain and unable to carry a pregnancy to term, made her own body and her experiences of it — including her experiences of pregnancy and miscarriage — the primary subject of her art.

My Birth (1932), painted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a miscarriage, shows the artist emerging from between her mother’s legs, in a scene of birth that doubles as a scene of death: the mother’s face is covered with a sheet, as if she has died in childbirth. The painting is brutal and honest in a way that maternal symbolism almost never is: it refuses to aestheticize birth or to separate it from pain and death. The mother is not a symbol here but a body, and what the body is going through is a physical ordeal that involves blood and pain and risk and sometimes loss.

My Nurse and I (1937) shows Kahlo as an adult infant, being nursed by a pre-Columbian woman whose face is obscured by a ceremonial mask. The painting explor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 and her indigenous Mexican heritage, using the nursing scene — the most fundamental maternal symbol — as a way of represen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dentity. The mother here is not an individual but a tradition, a culture, a people — and being nursed by her is being nourished by something older and larger than any personal relationship.

Kahlo’s maternal imagery is uncomfortable, politically charged, and emotionally complex in ways that conventional Mother’s Day symbolism is not. But it is also, in its own way, an attempt to honor the maternal principle — to take it seriously enough to represent it honestly, with all the pain and ambiguity and complexity that the honest representation requires.


Part Fifteen: Mother’s Day in Popular Culture — Film, Television, and the Mainstream Symbol

The Movie Mother: From Stella Dallas to Mamma Mia

Hollywood’s engagement with the maternal figure has produced one of the most elaborate and influential symbolic repertoires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The movie mother — in her many configurations from the sacrificial saint of the women’s melodrama to the grotesque monster of the psychological thriller to the funny, capable figure of the contemporary romantic comedy — is a cultural symbol of enormous reach and influence, reaching far more people than any greeting card or flower arrangement.

The classic women’s melodrama of the 1930s and 1940s — the genre of Stella Dallas, Mildred Pierce, and Imitation of Life — was preoccupied with the figure of the sacrificial mother, the woman who gives up everything for her children, includ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m. Stella Dallas, in King Vidor’s 1937 film, gives up her daughter to a better life by manufacturing a situation that will cause the daughter to break with her in disgust; she ends the film watching through a window as her daughter is married in wealth and happiness, weeping and smiling simultaneously. The image is the essential Mother’s Day image in its most melodramatic form: the mother who loves best by becoming invisible, who sacrifices herself so completely that she gives up the relationship itself.

This image of maternal sacrifice has remained powerful in American cinema precisely because it encodes a cultural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love and maternal presence — about whether the good mother is the self-effacing mother, whether love is best expressed through giving up rather than through being present. The Mother’s Day card that says “everything I am, I owe to you” is a secular version of the Stella Dallas ending: a tribute to the mother who sacrificed everything.

The contemporary cinematic mother — in films like Lady Bird, Tully, 20th Century Women, and the television series Fleabag — is a more complicated figure, one with desires and needs and failures of her own, one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her children is loving but also difficult, one who is fully human rather than symbolically pure. These representations do not resolve the complexity of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they inhabit it, exploring it with a degree of honesty that the conventional symbolic vocabulary of the holiday cannot sustain.

Lady Bird — Greta Gerwig’s 2017 film about the complicated, intensely lo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a daughter and her mother — is perhaps the finest recent exploration of the territory that Mother’s Day symbolism tries to cover and fails to fully reach. The film does not idealize the relationship;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fight, wound each other, misunderstand each other, compete and resent and need each other. And yet the love between them is unmistakable — present in every fight, in every wound, in every moment of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The ending, in which the daughter finally says her mother’s name — the name she had rejected as a teenager, insisting on her own chosen name instead — is among the most emotionally precise representations of mature filial love in contemporary cinema.

Television and the Domestic Mother Symbol

Television has been the dominant medium of maternal symbolism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reaching more Americans more regularly than any other cultural form. The television mother — from June Cleaver of Leave It to Beaver to Claire Huxtable of The Cosby Show to Lorelai Gilmore of Gilmore Girls to the mothers of contemporary streaming drama —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ymbolic constructions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shaping what millions of people understand a mother to be and what they expect from their own mothers and from themselves as mothers.

The idealized television mother of the 1950s — patient, beautiful, perfectly dressed, endlessly cheerful, never tired or angry or confused — was the domestic ideal made animated and brought into the living room. She was, as Betty Friedan recognized, a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 symbol of what women should aspire to be, broadcast into homes where actual women fell short of the ideal by virtue of being actual. The gap between the television mother and the actual mother was a productive gap for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which could sell products that promised to help the actual mother approximate the symbolic ideal.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the television mother — through the working mothers of 1970s sitcoms,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mothers of the 1980s, through the self-aware, ironic mothers of the 1990s and 2000s, through the frankly ambivalent and sometimes failing mothers of contemporary prestige drama — tracks the evolution of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American motherhood. Television has both reflected and shaped this evolution, creating through its representational choices a feedback loop between social reality and cultural symbol.


Part Sixteen: The Sound of the Symbol — Music and Maternal Sentiment

Songs About Mothers: An Unlikely Genre

Music has its own elaborate tradition of maternal symbolism, from the folk ballads of the British Isles — which are full of mothers who bless their departing sons, mothers who die of grief, mothers whose love provides the emotional ballast for the entire narrative — to the gospel tradition, in which the mother is associated with faith and home and the memory of redemption, to the sentimental popular song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which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sources of emotional power.

“M-O-T-H-E-R,” written by Howard Johnson and Theodore Morse in 1915 — the year after Mother’s Day became a federal holiday — is one of the most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examples of the sentimental mother song, and it is worth examining as a symbolic document. The song spells out the word “mother” and assigns a meaning to each letter: M is for the million things she gave me, O means only that she’s growing old, T is for the tears she shed to save me, H is for her heart of purest gold, E is for her eyes with love-light shining, R means right and right she’ll always be — put them all together, they spell MOTHER, a word that means the world to me.

This is the Mother’s Day card in song form — the same symbolic vocabulary of selfless sacrifice, pure love, and the equation of the mother with all that is morally right and emotionally central. The song was phenomenally popular, precisely because it was expressing what the culture wanted to hear, was giving musical form to the ideology of maternal love that the holiday was simultaneously institutionalizing. Songs and holidays and greeting cards are all part of the same cultural system, reinforcing each other, creating a symbolic environment in which certain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become the default.

The African American tradition of the mother song is a different symbolic register — shaped by the history of slavery, which systematically destroyed maternal bonds, and by the subsequent history of Black family life under conditions of systematic oppression. Songs like “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encode a different kind of maternal symbolism: the mother not as a present comfort but as an absence, a lost safety, a home that has been taken away. To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 is to feel unprotected, unloved, exiled from the one relationship that makes the world habitable.

The gospel tradition’s celebration of the mother, similarly, carries a specific cultural weight: in communities shaped by the experience of oppression and loss, the mother who maintained faith and family against all odds was not simply an ideal but a historical actuality, a figure whose real accomplishments deserved real celebration. The gospel mother is a survivor as well as a saint — a woman whose love was an act of resistance as well as an expression of tenderness.

The Contemporary Mother Song

Contemporary popular music’s engagement with maternal themes ranges from the straightforwardly sentimental (the genre of country music is particularly rich in mother songs, from “Mama Tried” to “The Greatest Man I Never Knew” to Garth Brooks’s enormous hit “Mama Tried”) to the critically complex (Kendrick Lamar’s meditations on his mother’s life and influence, Kanye West’s devastating tribute to his mother after her death, Sufjan Stevens’s extraordinary album-length exploration of his mother’s life and death in Carrie & Lowell).

Sufjan Stevens’s Carrie & Lowell (2015) is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recent work of maternal symbolism i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 a devastating, beautiful, formally intimate album about the death of Stevens’s mother, with whom he had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His mother left the family when he was young and struggled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addiction throughout her life; she was not the idealized selfless giver of the greeting card tradition. And yet his grief for her, his love for her, the way her absence structured his childhood and her death restructured his adulthood — these are the subject of the album, explored with an honesty that the conventional vocabulary of maternal sentiment cannot accommodate.

Carrie & Lowell is a Mother’s Day album for people whose Mother’s Days are complicated. It says what the white carnation cannot say: that you can love someone imperfect with perfect intensity; that grief for a difficult mother is no less grief; that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whatever form it takes, whatever failures it includes, leaves traces in the self that do not fade when the person is gone.


Part Seventeen: The Mother as Metaphor — How Maternal Symbolism Extends Beyond the Family

The Motherland: National and Political Maternal Symbolism

The figure of the mothe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ly productive symbols in human history, deployed by nations, religions,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and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s alike to mobilize emotional energy behind political causes. “The Motherland” — a concept so fundamental that it appears in virtually every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 — is perhaps the most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maternal symbolism to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 Motherland symbol works by mapping the emotional weight of the maternal bond onto a political allegiance: to love your country as you love your mother, to defend your country as you would defend your mother, to sacrifice for your country as a son would sacrifice for the woman who gave him life. The symbol is extraordinarily powerful because it is extraordinarily deep — it reaches down into the earliest, most fundament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recruits them for political purposes.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otherland symbol are varied and fascinating. Russia’s “Mother Russia” — the enormous Soviet-era statue “The Motherland Calls” at Mamayev Kurgan in Volgograd, depicting a woman with sword raised and mouth open in a battle cry — is perhaps the most dramatic modern example: the mother not as tender nurturer but as warrior, her love for her children expressed through her ferocity toward their enemies. Germany’s “Germania,” France’s “Marianne,” Britain’s “Britannia,” India’s “Bharat Mata” (Mother India) — these national maternal figures vary in their specific attributes but share the fundamental symbolic logic: the nation as mother, the citizen as child, the love of country as the extension of filial love.

Mother India (Bharat Mata) is a particularly complex symbolic figure, because she exists in a context where the goddess tradition is still fully alive. Bharat Mata is a goddess as well as a national symbol — she has been depicted in temples and worshipped as a deity, and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led by Gandhi made deliberate use of the goddess-mother image to mobilize political devotion.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divine mother of Hindu tradition and the national mother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was not accidental; it was a deliberate symbolic strategy, and it worked.

Mother Earth: The Ecological Maternal Symbol

“Mother Earth” — in its many linguistic variants, from the Latin Terra Mater to the Andean Pachamama to the Slavic Mat Zemlya — is among the oldest and most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of maternal symbolism. The earth as mother, the ground that nourishes and receives back what it has given, the source of all life — this is the original maternal symbol, the one from which all subsequent maternal symbolism derives its deepest resonance.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has reactivated and explicitly politicized this ancient symbolism. “Mother Earth” in the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is not merely a metaphor; it is a moral and political claim — an assertion that the earth has the moral status of a mother, that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atural world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same obligations that govern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men who bore and nurtured u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a form of matricide.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s of nature — the Pachamama laws enacted in Ecuador in 2008, New Zealand’s recognition of the Whanganui River as a legal person in 2017, other attempts to give rivers, forests, and ecosystems legal standing — represents the practical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this symbolic claim. To recognize Mother Earth’s rights is to take the maternal metaphor seriously enough to institutionalize it, to say that the obligations created by the metaphor are real obligations.

This intersection of maternal symbolism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gives Mother’s Day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of meaning that the holiday’s founders could not have anticipated. When you place a flower on a table, you are engaging, however unconsciously, with a symbolic complex that runs from the ancient earth mother goddess through the carnation traditions of Victorian floriography to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flower that symbolizes your mother is also the flower that symbolizes the earth that is being systematically damaged by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that produce the holiday’s consumer goods. Symbolism is rarely tidy.

Mother Tongue: Language and the Maternal Symbol

The concept of the “mother tongue” — the language learned in the primary caregiver’s arms, the language of the home and of early emotional life — is one of the most intimate applications of maternal symbolism. To speak of a language as a mother tongue is to suggest that its acquisition was not primarily cognitive but relational, not primarily educational but emotional — that you absorbed it from the person who held you,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you absorbed from that person.

The concept of the mother tongue carries significant political weight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where the suppression of a minority language is felt as an attack on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itself — on the intimate emotional language of home and childhood. The Irish language movement, the Welsh language movement, the struggles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to preserve their languages, the Québécois resistance to English cultural dominance — in each of these contexts, the language is defended with an intensity that borrows from the emotional register of maternal attachment, because the language is identified with the mother, with home, with the first love.

The symbolism of the mother tongue suggest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maternal love: both are forms of transmission, ways of giving something essential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ays of ensuring that what has been received can be passed on. The mother who speaks to her child in her own language is doing something analogous to the mother who gives her child her breast milk — she is transmitting a substance that is uniquely hers, that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child’s most basic identity.


Part Eighteen: Ritual Time — The Temporality of Mother’s Day

The Holiday as Sacred Time

All holidays create a form of sacred time — time that is set apart from ordinary time, marked as different, invested with specific meanings and emotional registers that ordinary time does not carry. Mother’s Day, as a holiday, creates a brief interval in the annual calendar in which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is made explicitly visible and honored, in which the ordinary invisibility of care work is interrupted by a day of acknowledgment.

The anthropologist Mircea Eliade distinguished between sacred time and profane time — between the time of ritual, which is cyclical and mythological, and the time of ordinary life, which is linear and historical. Sacred time is the time of origins, of the events that established the world’s current configuration; it is the time that is reactualized, made present again, through ritual. Every Mother’s Day is, in this sense, a reactu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aternal event — the moment of birth, the first nursing, the first holding — making it present again through the ritual of the holiday.

This is why Mother’s Day has a quality of emotional intensity that is disproportionate to its specific activities. You are not merely bringing your mother flowers; you are, in the symbolic logic of the ritual,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cknowledging the source, touching the wound and the wonder of your own beginning. The holiday is not really about this specific Sunday; it is about every morning she rose before you, every time she held you, every meal she made, every worry she carried. The specific day is the vessel for everything that cannot fit into ordinary time.

The Spring Festival: Seasonal Symbolism and the Renewal of Life

Mother’s Day falls in May, which is to say it falls in spring — in the season most naturally associated with renewal, with the return of warmth and light, with the flower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after the dormancy of winter. This seasonal placement is not accidental;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here the holiday originated, May is the month when the maternal generativity of the earth is most visibly expressed, when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and the young of animals are being born and the whole natural world is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new life.

The symbolic resonance between the spring season and the maternal theme is one of the oldest in the human symbolic repertoire. Demeter’s reunion with Persephone produces the spring; Cybele’s festival was a spring celebration; Easter, the Christian spring festival, is deeply entangled with Marian symbolism. The spring flowers given to mothers on Mother’s Day — daffodils, tulips, carnations — are not merely pretty objects; they are seasonal symbols, evidence of the renewal that spring brings, the natural world’s own celebration of generativit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elebrate Mother’s Day in May as well (the holiday having been adopted from the American tradition rather than from the seasonal logic), which means it falls in autumn rather than spring. This produces a mild symbolic dissonance: the chrysanthemum, the autumn flower, becomes the Mother’s Day flower in Australia, its associations with fall rather than spring giving it a slightly different symbolic valence. The holiday, in its Southern Hemisphere form, is a spring ritual transposed to an autumn context — a reminder that the holiday’s symbolism is cultural rather than natural, conventional rather than inevitable.

The Annual Return: Memory and Repetition

The annual return of Mother’s Day — its cyclical recurrence, year after year, through the course of a lifetime — creates a specific kind of temporal symbolism. Each Mother’s Day is both the same and different: the same ritual, the same symbols, the same second Sunday in May, but a different yea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changed in the intervening year, children who are a year older, a mother who is a year older.

This repetition over time gives Mother’s Day a capacity to mark change that a one-time observance could not have. The handprint that a four-year-old presses into paint becomes, when preserved by the mother, a record of growth — evidence of how small the child once was, how the hand that is now adult was once the size of a starfish. The card written in a child’s first uncertain block letters and the card written in an adult’s more confident hand are both Mother’s Day cards, both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filial love, but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m is itself a kind of symbol — a symbol of time passing, of the relationship deepening and changing as both parties grow and change.

The grief of Mother’s Day for those whose mothers have died is also a temporal grief — a grief about the specific absence of this specific year, the fact that this year’s Mother’s Day is one more Mother’s Day without her. The annual return of the holiday is, for the bereaved, an annual reopening of the wound, a reminder that time is passing and the mother is not passing with it. The holiday keeps marking time; the person who is gone has stopped marking time; and the gap between these two facts is the precise location of grief.


Part Nineteen: The Symbol at Its Limits — What Cannot Be Symbolized

The Inadequacy of All Symbols

Every attempt to examine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seriously leads, eventually,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e symbols are inadequate. Not inadequate in the sense of being badly chosen or poorly designed; adequat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doing their work — creating occasions for feeling, providing shared conventions for the expression of complex emotion, maintaining a ritual space in which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can be acknowledged. But inadequate in the further sense that the thing they are symbolizing —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in its full depth and complexity, the love and grief and dependency and ambivalence and gratitude that the relationship generates — is larger than any symbol can contain.

This inadequacy is not a failure of Mother’s Day in particular; it is the condition of all symbolism that aspires to expres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The religious symbol — the cross, the crescent, the Star of David — is also inadequate to what it symbolizes; the political symbol — the flag, the constitution, the national anthem — is also inadequate to what it symbolizes. The adequacy we ask of symbols is not the adequacy of full representation but the adequacy of honest pointing — of directing attention toward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creating a space in which that important thing can be contemplated, even if it cannot be contained.

The carnation points toward the maternal love that persists beyond death. The handprint points toward the child that existed at this size, at this moment, and will never be this small again. The card points toward the feelings that the writer cannot quite say directly. The brunch points toward the desire to give the mother a day of ease that is the inverse of every day she gave to others. These symbols do not contain what they point at. But the pointing matters, and it is something, every second Sunday of May, to be point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Unasked Question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any symbolic system is what it cannot or will not say — the questions it cannot ask, the experiences it cannot accommodate, the truths that fall outside its frame.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cannot ask whether the holiday itself is adequate to the care it celebrates. It cannot acknowledge that a day of flowers and brunch is a thin return for a lifetime of labor. It cannot address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make mothering simultaneousl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poorly compensated work in the economy.

It cannot honor the mothers who did not do a good job — who were damaged themselves, who failed in ways that left lasting marks on their children — without dishonoring the idea of honoring mothers, which is the premise on which the entire enterprise depends. It cannot fully accommodate grief, because grief resists the convention of celebration. It cannot acknowledge the relief that some people feel when a difficult mother dies, because that relief conflicts with the symbolic requirement of unconditional filial love.

These are the limits of the Mother’s Day symbol system. They are significant limits. And yet the system persists, because the need it addresses is real — the need to acknowledge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to create a ritual space in which it can be honored, to bring into visibility the care that is too often invisibl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ymbol do not invalidate the project; they are an invitation to expand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to find new symbols that can do what the carnation and the card cannot do, to build a richer, more honest, more inclusive iconography of maternal love.

This is, in the end, the ongoing project of every culture that takes its symbols seriously: to keep expanding the symbolic vocabulary, to keep reaching toward what has not yet been said, to keep pressing the handprint into the paint and watching what emerges. The impression will always fall short of the hand. But the impression matters, and the hand that made it matters, and the mother who will receive it matters — more than any symbol can say, which is precisely why we keep making symbols.


The history of ancient mother goddess religion draws on the work of scholars including Karen Armstrong, whose A History of God (1993) tra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vine feminine symbolism across traditions; Marija Gimbutas, whose controversial but influential work on European Neolithic goddess religion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1989) shaped subsequent debates; and Walter Burkert’s Greek Religion (1985) for the specific traditions of Demeter and her cult.

The history of Mother’s Day itself is most completely documented in Katharine Lane Antolini’s Memorializing Motherhood: Anna Jarvis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Mother’s Day (2014), which provides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Jarvis’s campaign, her conflicts with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the broader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holiday’s creation. Also essential is Leigh Eric Schmidt’s work on American sentimental holiday culture, particularly Consumer Rites: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merican Holidays (1995).

The Victorian language of flowers is documented in numerous primary sources, including Charlotte de Latour’s Le Language des Fleurs (1819) and its many English adaptations; Beverly Seaton’s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 (1995) provides the definitive scholarly account.

The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maternal symbolism draw on John Bowlby’s Attachment and Loss trilogy (1969-1980); D.W. Winnicott’s collected papers, particularly Playing and Reality (1971); and Christopher Bollas’s 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1987).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Mother’s Day symbolism is elaborated in Adrienne Rich’s essential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1976), which remains the foundational text for thinking about the politics of maternal symbolism. Sharon Hays’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1996) updates and extends this analysis.

For the literary dimension, Jacqueline Rose’s Mothers: An Essay on Love and Cruelty (2018) is a brilliant contemporary synthesis of psychoanalyt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figure of the mother. Rachel Cusk’s 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 (2001) is the finest literary memoir of early motherhood written in English.


This essay was prepared as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guide to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and the maternal principle it honors. It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mothers — the idealized and the complicated, the living and the gone, the perfect and the good enough — and to all the people who love them, imperfectly and honestly and with great reaching toward what cannot quite be said.


Coda: On Reading the Symbol

One final observation, offered not as scholarly argument but as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material gathered in this essay.

To spend time with the symbolism of Mother’s Day is to be struck, repeatedly, by the gap between what the symbols attempt and what they achieve. The carnation tries to say everything and says almost nothing. The card reaches toward the ineffable and grabs hold of the conventional. The breakfast tray acknowledges a lifetime of labor by offering a plate of eggs. The Instagram post declares love to everyone and to one person simultaneously.

And yet. And yet the attempt matters. The reaching matters.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in every culture and in every age, have felt the need to find a symbol for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 have pressed hands against cave walls and carved stone bodies and written hymns to Demeter and painted Madonnas and designed greeting cards and chosen carnations — this fact tells us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ing symbolized. We only work this hard to find symbols for thing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and very difficult to say. We only keep reaching toward what we cannot quite grasp because the thing we are reaching toward is worth the reaching.

The maternal relationship — in all its variety, its difficulty, its love, its ambivalence, its grief, its humor, its ordinariness, its profundity — is the relationship that shapes all other relationships. It is the first love, the first loss, the original template. Every subsequent attachment we form, every kindness we offer or receive, every moment of comfort we seek or provide, echoes in some way the pattern of the first attachment — the infant and the caregiver, the small and the large, the needing and the providing.

That pattern deserves more than a carnation. But the carnation is not nothing. Every second Sunday of May, millions of people reach toward the people who gave them life or who care for them as if they had — and the reaching, however imperfect the symbols it employs, is itself an act of love. It is the child pressing the hand into paint, watching the impression emerge, and handing it to the mother who will keep it long after the paint has faded. The symbol is inadequate. The love it points at is not.

That is enough. For now, and for every second Sunday of May to come, it is enough.

The history of the Mother’s Day holiday is most completely documented in Katharine Lane Antolini’s Memorializing Motherhood: Anna Jarvis and 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Mother’s Day (2014). Leigh Eric Schmidt’s Consumer Rites: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merican Holidays (1995) provides the essential cultural context. The Victorian language of flowers is documented in Beverly Seaton’s The Language of Flowers: A History (1995). The psychoanalytic dimensions are treated in John Bowlby’s Attachment and Loss trilogy (1969-1980) and D.W. Winnicott’s Playing and Reality (1971). The feminist analysis is indebted throughout to Adrienne Rich’s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1976), Sharon Hays’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1996), and Linda Kerber’s foundational essay on Republican Motherhood.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draws on Susan Griffin’s Woman and Nature (1978) and Val Plumwood’s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1993). For the broader analysis of holiday ritual and sacred time, Mircea Eliade’s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1959) and Roy Rappaport’s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1999)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Hong Kong Florist

安娜·賈維斯發明的這個美國節日——她用餘生試圖摧毀它——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個價值350億美元的產業,卻也面臨著悲傷的問題。新一代花店老闆正在努力應對一個難題:究竟哪些人被排除在慶祝活動之外?


在巴爾的摩的 Butterbee 農場,冷藏室沿著一座舊倉庫的整個後牆延伸。四月下旬的一個星期二早上,勞拉·貝絲·雷斯尼克站在冷藏室前,思考著母親節她能向顧客們承諾些什麼。

她種了毛茛,也種了鬱金香──雖然它們正在凋謝;在大西洋中部地區,鬱金香的花期不會持續到五月。她還種了剛冒出頭的香豌豆,用兩根手指捏著花莖,輕輕揉搓了一會兒。她的農場裡種植了四十多種花卉,其中大部分在超市裡都找不到,因為它們要么太嬌嫩,要么花期太短,要么個性太鮮明,無法在工業化供應鏈的標準化浪潮中生存下來。她不種玫瑰。 “在大西洋中部地區,我實在種不出玫瑰,”她說,“所以我就不種了。”

這似乎是一句顯而易見的道理。然而,在價值350億美元的美國鮮花產業中——絕大多數鮮切花都依賴進口,其中大部分是從哥倫比亞、厄瓜多、肯亞和衣索比亞空運而來——這卻近乎一種激進的行為。種植當地正在生長的花卉,並將其出售給附近的居民:這正是「慢花運動」的理念所在。這項倡議活動由西雅圖作家黛布拉‧普林辛於2013年發起。雷斯尼克頗為欣慰地告訴你,這正日益成為一種可行的商業模式。

但雷斯尼克也清楚母親節對像她這樣的農場意味著什麼——這不僅僅意味著五月初花開和春季氣溫變化無常帶來的後勤挑戰,更重要的是究竟誰應該慶祝,以及在五月第二個星期日之前的幾周里,所有走進她家門或打開郵箱的人是否真的都具備慶祝的條件。

「鮮花是有意義的,」她說。 “它們一直都有意義。問題在於,你是否考慮過它們對即將收到它們的人意味著什麼。”


現代美國母親節幾乎完全是由一位最終卻討厭它的女性創立的。安娜·賈維斯於1864年出生於西維吉尼亞州韋伯斯特,她的母親安·里夫斯·賈維斯是一位女權運動家,畢生致力於組織母親俱樂部以改善公共衛生狀況。 1905年母親過世後,安娜·賈維斯多年來一直奔走呼籲,爭取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母親節。 1914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簽署公告,將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定為母親節,安娜·賈維斯的努力終於取得了成功。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她又盡力爭取恢復母親節的地位。

賈維斯最初設想的是私密而溫馨的:一封信,一次拜訪,一朵別在衣襟上的白色康乃馨。然而,她得到的卻是一個龐大的產業。到了20世紀20年代,花店在五月前的幾周里,康乃馨的價格上漲了40%到50%。賀卡公司印製了數百萬張賀卡。她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份小冊子中憤慨地寫道,糖果公司“在糖果盒上繫上一條白絲帶,然後提高價格,僅僅因為是母親節。糖果和這個節日之間沒有任何联系。這純粹是商業化。”

她曾在花店外抗議,提起訴訟。她還曾站在康乃馨銷售會上,試圖阻止其繼續進行,結果被逮捕。她向國會請願,要求廢除她一手創立的節日。 1948年,她死於賓州西切斯特的一家療養院,身無分文,膝下無子。坊間流傳著一個說法——雖然從未得到證實,但又難以完全否定——說她生命最後幾年一直與之抗爭的賀卡和花卉行業,替她支付了部分醫療費用。

這幅畫面令人唏噓:母親節的創始人,被她曾試圖阻止的人們延續至今,最終卻在未竟之業中離世。然而,儘管賈維斯的立場無比正義,但她或許誤解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商業化的節日本身並非敵人。她真正抗爭的——她稱之為商業化,但更準確地說是缺乏思考——則截然不同。而這,正是如今花卉產業中最傑出的人們正努力解決的問題。


露西在倫敦一家名為Bloom & Wild的線上花店擔任文案撰寫員時寫了這封郵件。當時是2019年3月,公司即將迎來母親節行銷季。露西想起去年註意到的一件事:一些顧客寫信要求從母親節郵件清單中移除。並非因為他們不喜歡Bloom & Wild,而是因為這些郵件讓他們感到難以接受。

她寫了四句話。大意是:我們知道母親節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比較難熬,如果您不想在這個月收到我們關於母親節的訊息,您可以點擊這裡。

她後來解釋說,之所以選擇在周日發送郵件,是因為她覺得人們在週日更有可能抽出時間閱讀郵件。但她萬萬沒想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近18,000人點擊了退出連結。然後他們回覆了郵件。他們講述了失去母親的經歷,講述了多年的試管嬰兒治療,講述了那些虐待他們、缺席他們,或者以“寵愛她,她應得的”這種方式離開他們的母親——這種做法在他們看來是殘酷的。在這些信件中反覆出現的短語——數百封來自從未與該公司聯繫過的人的郵件中都重複出現——是某種形式的…謝謝你的關注。

“我完全沒想到,”露西事後告訴一家雜誌,“我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覺得它如此感人。”

她偶然發現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她默默觀察發現的——是鮮花行業對顧客的固有認知與五月份實際購花人群之間的差距。這種認知模式假定人們是在慶祝節日,而現實情況則是複雜得多。

簡而言之,商業反應非常出色。活動啟動當天,Bloom & Wild 的社群媒體互動量增加了四倍。隨後幾天和幾週內累積的良好口碑——品牌忠誠度、口碑傳播以及在通常不報道鮮花速遞公司的媒體上的曝光——其價值遠遠超過了郵件列表的流失。第二年,Bloom & Wild 將這一理念正式命名為“深思熟慮的營銷運動”,並邀請其他品牌採用類似的退出機制。最終,超過 100 家公司加入其中。到 2021 年,退出機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選擇不接收母親節相關內容的客戶,在登入網站後將找不到任何此類內容——無論是首頁、選單或產品頁面。

這個想法跨越了大西洋,跨越了赤道,最後也傳到了英國下議院。保守黨議員馬特·沃曼(Matt Warman)在27歲時成為孤兒,他描述了父母去世後收到促銷郵件的“恐懼”,並呼籲制定自願廣告準則。在澳大利亞,越來越多的品牌開始提供取消訂閱選項。在新加坡,在香港,情況也類似。最初只是周日早晨對電子郵件發送時間的一個直覺,如今卻逐漸演變成一種全新的方式,讓我們得以理解企業對客戶應盡的責任。


我想在這裡停下來思考一個看似簡單但實際上並不簡單的問題:母親節究竟傷害了誰?

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那些失去親人的人——那些失去母親的人。但正如喪親研究者們細緻記錄的那樣,悲傷並不會像行銷日曆所設想的那樣遵循線性發展。失去親人後的第一個母親節,人們往往能憑藉震驚和社區的支持勉強熬過去。但第二或第三個母親節可能更難熬,因為保護層逐漸消失,親人離世的永恆以一種截然不同、更隱密的方式變得真實起來。五年後收到的促銷郵件,其衝擊力可能與五個月後收到的郵件一樣強烈。而郵件主題中突然出現一朵粉紅色康乃馨的那種感覺,似乎永遠不會過時。

還有不孕不育,大約六分之一的夫婦受其影響,在母親節前後幾週,這往往是公眾生活中最不為人知的痛苦之一。母親節的設立並非為了這些人。它的設立——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基於這樣的假設:為人母是默認的、目標的、成年女性的自然歸宿,而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則是慶祝這一成就的日子。對於一位正在經歷第三次試管嬰兒治療的女性,或者一對在多年嘗試後決定放棄的夫婦來說,母親節行銷的到來絕非無關緊要。

流產——大約影響四分之一的妊娠,使其成為最常見的妊娠併發症之一,同時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併發症之一——在母親節前後造成了一種獨特的痛苦。去年母親節時還懷著孕,今年卻沒能懷孕的女性;如果一切順利,本該慶祝自己第一個母親節的女性。這些經歷普遍存在,而鮮花行業——這個一個世紀以來致力於在人們情緒高漲的時刻打動他們的行業——卻大多選擇對此視而不見。

除了悲傷和失落之外,還有業界視覺語言數十年來無意間編碼的結構性排斥。例如,同性伴侶中雙方都是母親的情況;跨性別母親,她們的母性經歷在主流廣告圖像中鮮有體現;祖母多年來一直是主要照護者,但行業卻始終將她們視為附屬品、輔助榮譽,而非家庭的核心人物;獨自撫養孩子的父親;挺身而出的兄長;以及那些與母親關係被刻畫成充滿傷害、缺席或冷漠的人——至於原因,他們無需向任何人解釋,但這種冷漠卻被描繪得淋漓盡致,以至於“她值得擁有最好的”這句話聽起來像是諷刺。

香港花店Bloom & Song為業內同行編寫的一份指南中寫道:“並非所有與母親的關係都是積極的。有些人與母親的關係可能​​緊張甚至有害。對於這些顧客來說,節日可能會引發憤怒、悲傷或困惑的情緒。”

該指南建議使用「包容性語言」。它建議展現「多元化的家庭結構」。它建議對員工進行培訓,不要問“你打算給媽媽買什麼?”——這個問題用六個字就包含了整個行業的假設——而是應該問“你今天在慶祝誰的生日?”或者簡單地問“我能幫您什麼嗎?”

另一個方案似乎簡單得令人尷尬。或許正因如此,它才花了這麼長時間才得以問世。


2020年,一位名叫切爾西·豪格-扎瓦萊塔的女子創立了一個名為「永恆綻放」(Evermore Blooms)的非營利組織。早在2017年,在她第一次流產兩週年紀念日那天,她就萌生了創立這個組織的想法,當時一束匿名鮮花出現在她家門口。

她至今仍不知道是誰寄來的。 “這讓我感覺被深深地關心,”她告訴我,“感覺被理解,就像有人和我一樣惦記著我。”

「永恆綻放」(Evermore Blooms)為流產的母親們送花——不一定是在母親節,而是在失去孩子的周年紀念日,或是原本的預產期。該組織與當地花店合作,這些花店通常以成本價提供服務,或完全無償奉獻時間。 “這些日子是母親永遠不會忘記的,”該組織的網站解釋道,“但當這些日子再次來臨,她最初的支持系統可能已經疏遠,或者無意中被遺忘。”

豪格-扎瓦萊塔所發現的,也是那些在用心行銷領域頗有建樹的優秀花藝師們所發現的,是鮮花從其最古老、最深刻的本質來看,並非一種慶祝的媒介,而是一種見證的媒介。勿忘我無需贅言,送往逝者家中的慰問花束也無需解釋。在豪格-扎瓦萊塔流產週年紀念日那天送到她家門口的花束,傳遞著悲傷輔導員們花費數年時間試圖用語言表達的東西:我沒有忘記。我在這裡。

五月的前兩週,一些花店開始大量擺放勿忘我——與粉紅色康乃馨和專為Instagram而精心搭配的蜜桃色毛茛並列——這並非意在表達某種宏大的政治立場。他們只是以一種微小的方式,恢復了這種花原本略顯晦澀的含義。


關於這個節日是為誰而設的討論,與關於這個節日對環境造成的代價的討論並存——而事實證明,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揭示了深思熟慮的真正意義所在。

美國銷售的鮮切花中,近80%依賴進口。這些鮮花大多來自哥倫比亞、厄瓜多、肯亞和衣索比亞——它們在大型溫控種植基地培育,然後透過空運運至冷藏配送中心,最終送達商店和消費者家中。從多數指標來看,空運是目前碳排放量最高的商業運輸方式。母親節花束中玫瑰花的環境成本遠高於其零售價格。

審視同一供應鏈的社會成本同樣令人難以啟齒。全球南方的大型鮮切花農場幾十年來一直面臨著勞工條件方面的嚴格審查——工資、工人權益保障以及為生產符合歐美批發市場需求的無瑕疵、長花期鮮花而製定的農藥使用方案。目前已有多種認證項目,例如公平貿易認證、雨林聯盟認證和Veriflora認證。有些花店只從認證農場採購鮮花。但根據大多數估計,真正符合道德規範的供應鏈的市場滲透率仍然有限。

「慢花運動」的創辦人黛布拉‧普林辛(Debra Prinzing)十多年前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多年來,她一直從事家居和園藝設計方面的寫作,並開始注意到美國商店裡的鮮花與它們的種植地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距離——真的是隔著一片海洋。 2013年,她出版了《慢花》(Slow Flowers)一書,書中特意將「慢花運動」與「慢食運動」進行了類比。 「慢食運動」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反對工業化農業,提倡本地種植、當季種植和永續種植的替代方案。 「本地種植而非空運」成為了該運動的口號。 「慢花協會」於2014年推出了一個線上名錄,列出了致力於本地採購的花店和農場。如今,該協會已擁有近700名會員。

這項承諾的實際意義遠比其名稱所暗示的要高。本地採購意味著接受季節性——承認在五月初的大西洋中部地區,你只能買到當地實際生產的農產品。如果春天配合,那就是牡丹;是最後一批鬱金香;是初綻的香豌豆。而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十一種顏色的玫瑰。也不是橫跨三大洲的供應鏈精心打造的那種源源不絕的豐收。

在華盛頓特區經營一家名為「小英畝花店」(Little Acre Flowers)的花店的安珀·弗拉克(Amber Flack)表示,她幾乎完全從當地農場採購花材。她用實際的例子解釋了這種限制:「離產地越近,運輸距離就越短,」她說,「這將是一個更可持續的選擇。」她補充道,語氣中帶著一絲歉意,但並非如此:「很多傳統花店使用花泥,這雖然是一種捷徑,但它毒性很大,而且會到處釋放微塑料。」

研究人員發現,花泥——這種自1954年以來一直用於固定花莖、打造大多數商業插花精準造型的綠色高密度塊狀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環境問題。一塊花泥所含的塑膠相當於十個購物袋。它無法生物降解,會分解成微塑料,污染水道,並被水生動物攝入。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花泥微塑膠釋放的化學物質對淡水無脊椎動物的毒性比大多數其他塑膠製品更高。每天與花泥打交道的花藝師——切割、浸泡、沖洗——在日常工作中會接觸到甲醛、硫酸鋇和炭黑等有害物質。

自2023年起,英國皇家園藝學會(RHS)的展覽,包括切爾西花展,已禁止使用花泥。倫敦花店Blooming Haus擁有Planet Mark和B Corp雙重認證,已完全摒棄花泥,轉而使用劍山——這種小型、加重、佈滿小釘的圓盤狀插花器,是日本插花師沿用數百年的常用材料——以及鐵絲網、苔蘚和可重複使用的水容器。新型的無塑膠替代品正陸續進入專業市場。

然而,放棄泡沫花材確實很難。它不僅改變了花材的支撐材料,也改變了整個花藝設計的邏輯——花莖的角度、大型花束的穩定性,以及將單朵花精確地調整到傾斜角度的能力。對於一家即將迎來一年中最繁忙週末的小花店來說,堅持無泡沫花材並非沒有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那些堅持無泡沫花材的花藝師值得比他們通常受到的更多關注。


當花店老闆們遇到「用心行銷」這種說法時,他們首先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做法在商業上是否可行?而事實證明,這也是最容易回答的問題。

Bloom & Wild 的「選擇退出」活動並沒有減少母親節的收入,反而讓參與度翻了四倍。它所建立的忠誠度——那種企業展現出對客戶真誠關懷時所累積的、獨特而持久的、不受競爭影響的忠誠度——比同等預算下任何促銷活動都更有價值。支持「慢花運動」的花店會為本地採購的花束收取更高的價格,他們表示,顧客的回頭率更高,也更願意帶朋友來。那些拓展了「母親」定義——將目標客戶群擴展到祖母、導師、家人以及獨自撫養孩子的父親——的花店,則表示他們的受眾群體更加龐大,而非縮小。

2025年,消費者在本地花店購買鮮花的平均單筆交易金額創下歷史新高。 「慢花指南」(Slow Flowers)在母親節前後訪問量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這種選擇退出模式已推廣至多個國家的100多個品牌。

所有這些都無法使這場運動免於自身矛盾的影響。 「漂綠」現像在永續花卉領域中真實存在且有據可查,所謂「本地種植」的說法有時掩蓋了更複雜的採購安排。退出機制有時被用來作為品牌定位的手段,缺乏實質內容──只是表演式的同情,而非真正實踐同情。那些曾經被這種表演式的同情所困擾的消費者,往往會對此練就一雙相當敏銳的「雷達」。

那些以此為基礎建立起長久經營的花店,往往都有一個共同的顯著特徵:他們的價值觀體現在實際運作中。例如,不使用泡沫的工作台,價格卡上手寫的農場名稱,以及熱情詢問“我能幫您什麼嗎?”的員工,她們的語氣中都流露出真誠的期待。


回到巴爾的摩,勞拉貝絲雷斯尼克正在為當地一家花店的母親節訂單製作花束。她用的是香豌豆,這種花很嬌嫩,需要盡快使用;還有毛茛,這種花比較耐放。她不用花泥,而是用劍山和鐵絲網,如果設計允許,就利用花莖本身的結構完整性。

她談論顧客的方式,就像花店老闆有時會做的那樣——帶著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彷彿她見證了人們在最需要付出或接受那些難以言喻的情感的時刻。她看到有人為健在的母親買花,看到有人為逝者墓前買花,也看到有人走進店裡,想為自己挑選一份禮物,因為多年來,這一天對她而言已不再是值得慶祝的日子,而變成了需要熬過的日子。

「花總是代表著難以言喻的情感,」她說,「我們只是有一段時間忘記了這一點。我們開始把它僅僅當作慶祝的象徵。」她舉起一枝淡紫色的香豌豆,在冷櫃的燈光下幾乎透明。 “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從來就不只是慶祝。”

安娜·賈維斯最後死於療養院,她與那個或許付清了她帳單的行業抗爭。她想要的,是商業世界無法提供的:屬於情感而非市場的假期。或許她錯了——或許她太過固執己見,或許她被這個行業對她一手打造的理念的踐踏傷透了心,以至於無法接受商業和真摯關懷有時可能殊途同歸。

但她明白了一點,而如今從事花卉行業最有趣的人們正在重新發現這一點:一朵花,在它最美好的時候,並非一件商品,而是一種承諾。這種承諾在說:我惦記著你。我知道你肩負著什麼。我在這裡。

這個行業正在非常緩慢、非常商業化、非常不完美地學習如何向更多的人做出承諾——包括一百年來它一直不願見到的人。

五月的第一周,某家花店的櫥窗裡擺放著勿忘我。擺放它們的人知道,並非所有路過的人都在慶祝節日。

那個人很用心。在花卉產業,就像在大多數事情上一樣,這往往就足夠了。


花店

The American holiday that Anna Jarvis invented — and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trying to destroy — is now a $35 billion industry with a grief problem. A new generation of florists is trying to reckon with who gets left out of the celebration.


The cooler at Butterbee Farm in Baltimore runs along the entire back wall of a former warehouse, and on a Tuesday morning in late April, Laura Beth Resnick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it thinking about what she can promise her customers for Mother’s Day.

She has ranunculus. She has tulips — though they’re fading; in the mid-Atlantic, tulips don’t linger into May. She has the very beginning of sweet peas, which she holds between two fingers for a moment, rubbing the stem. She grows more than forty varieties of flowers on her farm, most of them varieties you won’t find at a grocery store because they’re too fragile, or too short-lived, or too distinctly themselves to survi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She does not grow roses. “I can’t really grow roses in the mid-Atlantic,” she says, “so I don’t try.”

This seems like an obvious statement. It is also, in the context of the $35 billion American flower industry — in which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ut flowers are imported, most of them by air freight from Colombia and Ecuador and Kenya and Ethiopia — something close to a radical act. To grow what is actually growing, where you actually are, and sell it to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live nearby: this is the philosophical position of the Slow Flowers movement, an advocacy effort started by a Seattle-based writer named Debra Prinzing in 2013, and it is also, Resnick will tell you with some satisfaction, increasingly a viable business model.

But Resnick is also aware of what Mother’s Day represents for a farm like hers — and it is not only the logistical challenge of early May blooms and uncertain spring temperatures. It is the question of who, exactly, is supposed to be celebrating, and whether everyone who will walk through the door or open their inbox in the weeks before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is actually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Flowers mean something,” she says. “They’ve always meant something.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you’re thinking about what they mean to the specific person who’s going to receive them.”


The modern American Mother’s Day was created, almost entirely, by a woman who ended up hating it. Anna Jarvis — born in 1864 in Webster, West Virginia, the daughter of Ann Reeves Jarvis, a women’s rights activist who had spent her life organizing mothers’ clubs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conditions — campaigned for years after her mother’s death in 1905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day of maternal recognition. She succeeded in 1914, when Woodrow Wilson signed a proclamation establishing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as Mother’s Day. She spent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rying to get it back.

What Jarvis had imagined was private and hand-made: a letter, a visit, a white carnation worn in the lapel. What she got was an industry. By the 1920s, florists were marking up carnation prices by 40 and 50 percent in the weeks before May. Greeting card companies were printing millions of units. Candy companies, she noted bitterly in a 1920s pamphlet, “put a white ribbon on a box of candy and advance the price just because it’s Mother’s Day. 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candy and this day. It is pure commercialization.”

She protested outside flower shops. She filed lawsuits. She once stood up at a carnation sale and attempted to shut it down; she was arrested. She petitioned Congress to rescind the holiday she had created. She died in 1948, in a sanitarium in West Chester, Pennsylvania, penniless and childless. A legend persists — never verified, but too pointed to dismiss entirely — that some of her medical bills were paid by the greeting card and floral industries she had spent her final years fighting.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takes the breath away about the image: the woman who invented Mother’s Day, kept alive by the people she’d been trying to stop, dying without ever having won. But Jarvis, for all the righteousness of her position, may have misidentified the problem. The commercial holiday was not, in itself, the enemy. What she was really fighting — what she named as commercialization but what is more precisely described as thoughtlessness — is a different matter. And it is exactly the quality that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now working in the flower industry are trying to address.


Lucy was a copywriter at a company called Bloom & Wild, an online florist based in London, when she wrote the email. It was March 2019. The company was approaching its Mother’s Day marketing cycle, and Lucy had been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she’d noticed the previous year: that a number of customers had written in asking to be removed from the Mother’s Day mailing list. Not because they didn’t like Bloom & Wild. Because the emails were hard for them to receive.

She wrote four sentences. They said, essentially: we know Mother’s Day can be a difficult time for some people, and if you’d prefer not to hear from us about it this month, you don’t have to. Just click here.

She sent it on a Sunday, she would later explain, because she thought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time to read their email. She did not expect what happened next.

Almost 18,000 people clicked the opt-out link. And then they wrote back. They wrote about losing their mothers. About years of IVF treatment. About mothers who had been abusive, or absent, or simply gone in ways that “spoil her, she deserves it” could not acknowledge without cruelty. The recurring phrase in the letters — repeated across hundreds of messages from people who had never previously contacted the company — was some version of thank you for noticing.

“I had no idea,” Lucy told a magazine afterward. “I had no idea so many people would find it so touching.”

What she had stumbled onto — or, more precisely, what she had done the quiet labor of noticing — was a gap between the industry’s model of its customer and the actual population of people who shop for flowers in May. The model assumed celebration. The reality was considerably more complicated.

The commercial response was, to put it plainly, excellent. On the day the campaign launched, Bloom & Wild’s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quadrupled. The goodwill generated in the days and weeks that followed — the brand loyalty, the word-of-mouth, the coverage in outlets that don’t typically write about flower delivery companies — was worth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the mailing list attrition. The following year, Bloom & Wild formalized the idea into something they called the Thoughtful Marketing Movement, inviting other brands to adopt similar opt-out policies. Over 100 companies eventually joined. By 2021, the opt-out had expanded: customers who elected not to see Mother’s Day content would find no trace of it anywhere on the website when they were logged in — not the homepage, not the menus, not the product pages.

The idea crossed the Atlantic. It crossed the Equator. It reached the floo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where Matt Warman, a Conservative MP who had been orphaned at 27, described the “dread” of receiving promotional emails after a parental death and called for a voluntary advertising code. In Australia, a growing roster of brands began offering opt-outs. In Singapore. In Hong Kong. What had started as a Sunday-morning hunch about email timing had become something that looked, tentatively, like a new way of understanding what a business owes its customers.


I want to pause here on a question that sounds simple but isn’t: who, exactly, does Mother’s Day hurt?

The obvious answer is the bereaved — the people who have lost their mothers. But grief, as bereavement researchers have documented with some care, does not follow the linear schedule that marketing calendars assume. The first Mother’s Day after a loss is often survivable on the strength of shock and community support. The second or third can be harder, as the insulation falls away and the permanence of the absence becomes real in a different, quieter way. The promotional email that arrives five years after a death can land as hard as the one that arrived five months after. There is no expiration date on the feeling of being ambushed by a pink carnation in a subject line.

Then there is infertility, which affects approximately one in six couples and which is, in the weeks around Mother’s Day, one of the least visible forms of pain in public life. The holiday is not designed with these people in mind. It was designed — it has always been designed — around the assumption that motherhood is the default, the goal, the natural conclusion of adult womanhood, and that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is the occasion for celebrating its achievement. For a woman in her third round of IVF, or for a couple who has recently decided, after years of trying, to stop trying, the arrival of Mother’s Day marketing is not neutral.

Miscarriage — which affects roughly one in four pregnancies, making it simultaneously the most common pregnancy complication and one of the most profoundly unacknowledged — produces its own particular geography of pain around the holiday. The woman who was pregnant last Mother’s Day and is not pregnant this one. The woman who would have been celebrating her first Mother’s Day as a mother, if things had gone differently. These experiences exist at enormous scale, and the flower industry, which has spent a century perfecting the art of reaching people in moments of emotional intensity, has mostly preferred not to think about them.

Beyond grief and loss, there are the structural exclusions that the industry’s visual language has encoded for decades without really intending to. The same-sex couple where both partners are mothers. The transgender woman who is a mother and whos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is rarely represented in mainstream advertising imagery. The grandmother who has been the primary caregiver for years but whom the industry consistently positions as an add-on, a supplementary honoree, rather than 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household. The father who has raised his children alone. The older sibling who stepped in. The person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mother was characterized, for reasons they are not required to explain to anyone, by harm, or absence, or a chill so deep that “she deserves the best” reads as satire.

“Not all relationships with mothers are positive,” reads a guide developed by Bloom & Song, a florist in Hong Kong, for its industry peers. “Some individuals may have strained or toxic relationships. For these customers, the holiday may evoke feelings of anger, sadness, or confusion.”

The guide recommends using “inclusive language.” It recommends visualizing “diverse family structures.” It recommends that staff be trained not to ask “What are you getting for your mom?” — a question that encodes, in six words, the assumption of an entire industry — and instead to say “Who are you celebrating today?” or simply “How can I help you?”

The alternative formulation seems almost embarrassingly simple. Which is perhaps why it has taken this long to arrive.


In 2020, a woman named Chelsey Hauge-Zavaleta founded a nonprofit called Evermore Blooms. She had been thinking about it since 2017, when, on the two-year anniversary of her first miscarriage, an anonymous bouquet appeared at her door.

She still doesn’t know who sent it. “It made me feel so cared for,” she told me. “So seen. Like someone remembered with me.”

Evermore Blooms sends flowers to mothers of miscarriage — not for Mother’s Day, necessarily, but on the anniversary of a loss, or on what would have been a due date. It works through partnerships with local florists who often provide their services at cost, or donate their time entirely. “These are dates a mother never forgets,” the organization’s website explains. “But when they come around, her initial support system has faded or unintentionally forgotten.”

What Hauge-Zavaleta had identified, and what the best florists in the mindful-marketing conversation have also identified, is that flowers are not, at their oldest and deepest, a celebration technology. They are a witness technology. The forget-me-not does not need a caption. The sympathy arrangement sent to a house where someone has died does not require explanation. The bouquet that arrived at Hauge-Zavaleta’s door on the anniversary of her miscarriage communicated something that grief counselors spend years trying to put into words: I have not forgotten. I am here.

The florists who have started stocking forget-me-nots prominently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May — alongside the pink carnations and the peach ranunculus arranged for Instagram — are not making a grand political statement. They are restoring, in a small way, the older and less comfortable meaning of the flower.


The conversation about who the holiday is for sits alongside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the holiday — and the two, it turns out, are related in ways that illuminate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what thoughtfulness actually requires.

Nearly 80 percent of cut flower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mported. The majority come from Colombia, Ecuador, Kenya, and Ethiopia — grown in vast, temperature-controlled growing operations and transported by air freight to refrigerated distribution centers and on to shops and doorsteps. Air freight is, by most measures, the most carbon-intensive mode of commercial transport available. The environmental cost of the roses in the Mother’s Day bouquet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its retail price reflects.

The social cost of the same supply chain is no more comfortable to examine. Large-scale cut-flower farms in the Global South have faced decades of scrutiny over labor conditions — wages, worker protections, and the pesticide regimes designed to produce the blemish-free, long-lived blooms that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wholesale market demands. Certification programs exist: Fair Trade, Rainforest Alliance, Veriflora. Some florists source exclusively from certified farms. The market penetration of genuinely ethical supply chains, by most estimates, remains limited.

Debra Prinzing, the founder of the Slow Flowers movement,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is more than a decade ago. She had been writing about home and garden design for years when she began noticing the distance — the literally oceanic distance — between the flowers in American stores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d been grown. In 2013, she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Slow Flowers,” drawing a deliberate analogy to the slow food movement that had, over a generation, pushed back against industrial agriculture by arguing for local, seasonal, and sustainably grown alternatives. “Grown not flown” became the movement’s shorthand. The Slow Flowers Society launched an online directory in 2014, listing florists and farms committed to local sourcing. It now has nearly 700 member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at commitment are more demanding than the name suggests. To source locally is to accept seasonality — to acknowledge that in early May in the mid-Atlantic, you have what the mid-Atlantic is actually producing. Peonies, if the spring has cooperated. The last tulips. The beginning of sweet peas. Not year-round roses in eleven colors. Not the seamless abundance engineered by a supply chain spanning three continents.

Amber Flack, who runs Little Acre Flowers in Washington, D.C., and sources almost entirely from local farms, describes the constraint in practical terms. “The closer to the source, the less distance there is to travel,” she says. “That’s going to be a more sustainable option.” She adds, in a way that sounds almost apologetic but isn’t: “A lot of traditional florists use floral foam, which is a shortcut, but it is wildly toxic and it’s just kind of leaking microplastics everywhere.”

Floral foam — the dense green block that has held flower stems in position since 1954 and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cise, architectural look of most commercial arrangements — i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an environmental problem with a specificity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ignore. A single block contains the plastic equivalent of ten shopping bags. It does not biodegrade. It crumbles into microplastics that contaminate waterways and are ingested by aquatic animals. A study by RMIT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found that the chemicals leaching from floral foam microplastics were more toxic to freshwater invertebrates than those from most other plastic families. The florists who work with it daily — cutting it, soaking it, washing it down the drain — are exposed to formaldehyde, barium sulfates, and carbon black as a matter of professional routine.

Since 2023, floral foam has been banned from RHS shows, including the Chelsea Flower Show. Blooming Haus, a London florist with both Planet Mark and B Corp certification, has eliminated it entirely, replacing it with kenzans — the small, weighted, pin-studded discs that Japanese flower arrangers have used for centuries — along with chicken wire, moss, and reusable water vessels. New plastic-free alternatives are entering the professional market.

Giving it up, though, is genuinely difficult. It changes not just the material under the flowers but the entire logic of construction — the angles of stems, the stability of large arrangements, the ability to position a single flower at an exact degree of inclination. For a small shop facing the highest-volume weekend of the year, the foam-free commitment is not costless. Which is, in part, why the florists making it deserve more attention than the gesture typically receiv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y of this is commercially viable is the first one most florists raise when they encounter the mindful-marketing argument. It is also, as it turns out, the easiest one to answer.

Bloom & Wild’s opt-out campaign did not reduce Mother’s Day revenue. It quadrupled engagement. The loyalty it generated — the specific, durable, resistant-to-competition loyalty that accrues when a company demonstrates genuine care for its customers — was worth more than any promotional campaign the same budget could have purchased. Florists aligned with the Slow Flowers movement charge a premium for locally sourced arrangements and report customers who are more likely to return and more likely to bring friends. The florists who have expanded their definition of motherhood — who market to grandmothers, to mentors, to chosen family, to the father raising his kids alone — report bigger audiences, not smaller ones.

The average amount spent per transaction among consumers who bought from local florists hit a record high in 2025. The Slow Flowers directory recorded its highest-ever traffic around Mother’s Day. The opt-out model has spread to more than 100 brands across multiple countries.

None of this immunizes the movement against its own contradictions. Greenwashing is a real and documented phenomenon in the sustainable-flowers space, where “locally grown” claims sometimes conceal more complicated sourcing arrangements. Opt-out campaigns can be and sometimes are deployed as brand positioning exercises with little genuine substance — performances of empathy rather than its enactment. Customers who have been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performative sensitivity tend to develop a fairly precise radar for it.

The florists building lasting businesses on these foundations tend to share a singl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their values are visible in their practice. The foam-free workbench. The farm name handwritten on the price card. The member of staff who says “How can I help you?” in a way that makes it clear she is actually waiting for the answer.


Back in Baltimore, Laura Beth Resnick is building arrangements for a local florist’s Mother’s Day order. She is working with the sweet peas, which are fragile and need to be used quickly, and with the ranunculus, which will last. She doesn’t use floral foam. She uses a kenzan and chicken wire and, where the design allows it,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stems themselves.

She talks about her customers the way florists sometimes do — with the particular intimacy of someone who sees people at the moments they most need to give or receive something they can’t say in words. She sees the person buying flowers for her living mother. She sees the person buying flowers for a grave. She sees the person who comes in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give herself, on a day that has become, over the years, something to get through rather than celebrate.

“Flowers have always been about feeling something that’s hard to say,” she says. “We just forgot that for a while. We started treating it like it was only ever about celebration.” She holds up a stem of sweet peas, pale purple, almost translucent in the light from the cooler. “It’s not only about that. It was never only about that.”

Anna Jarvis, who died in a sanitarium fighting the industry that may or may not have paid her bills, had wanted something that the commercial world could not, she believed, provide: a holiday that belonged to the feeling rather than to the market. She was probably wrong about that — probably too categorical, too wounded by what she’d seen the industry do to her creation, to allow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commerce and genuine care might sometimes point in the same direction.

But she understood something that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working in flowers today are rediscovering: that the flower, at its best, is not a product. It is a promise. A promise that says: I have thought about you. I know what you are carrying. I am here.

The industry is very slowly, very commercially, very imperfectly learning to make that promise to more people — including the people it has, for a hundred years, preferred not to see.

Outside a flower shop somewhere, in the first week of May, there are forget-me-nots in the window. Someone put them there knowing that not everyone who walks past is celebrating.

That person is paying attention. In the flower business, as in most things, that turns out to be most of what’s required.


Florist

Teachers’ Day in Hong Kong presents a cherished opportunity to express gratitude toward the educators who shape young minds and inspire lifelong learning. The tradition of presenting flowers to teachers carries deep cultural significance, representing respect, appreciation, and the acknowledgment of education’s transformative power in Hong Kong society.

Symbolic Flowers for Educational Excellence

Carnation bouque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s, with their layered petals representing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that teachers impart. Pink flowers in carnation arrangements convey admiration and appreciation, while white carnations symbolize the purity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noble calling of education.

Lily bouquets offer elegant alternatives that re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The graceful form of lilies mirrors the way teachers help students grow and develop, making them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for gratitude flowers that honor educational mentors.

Color Choices That Convey Respect

Red flowers demonstrate deep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or teachers’ dedication, with red rose bouquets creating impressive displays that acknowledg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l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romance, red roses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symbolize the passionate commitment teachers bring to their profession.

Orange flowers inject warmth and enthusiasm into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s, reflecting the energy and inspiration that great teachers bring to their classrooms. These vibrant blooms create fresh flower arrangements that capture the dynamic natur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Hong Kong Education

Hong Kong’s education system places tremendous emphasis 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making Teachers’ Day flower presentations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Fresh flower bouquets serve as tangible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that honor the Confucian values of respect for educators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Customized bouquet orders allow students and parents to create personalized arrangements that reflect specific teachers’ personalities or subject areas. A mathematics teacher might receive sunflower bouquets representing the logical beauty of numbers, while language teachers might appreciate rose bouquets symbolizing the beauty of communication.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School Celebrations

Same day flower delivery services prove invaluable for Teachers’ Day preparations, allowing families to send flowersfresh for school presentations. Many Hong Kong schools coordinate group orders to ensure all teachers receive appropriate recognition during this special day.

Professional florist consultation helps parents and students select arrangements that suit school environments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s. These expert florists understand the balance between expressing genuine appreciation and maintaining appropriate boundarie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Seasonal Adaptations for Autumn Celebrations

Teachers’ Day typically falls during Hong Kong’s pleasant autumn season, when fresh flowers remain vibrant and long-lasting. Chrysanthemums work particularly well during this time, representing longevity and the enduring impact of quality education on students’ lives.

Tulip bouquets in warm tones create cheerful arrangements that reflect the optimism of new school years and fres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ese flowers symbolize the hope that teachers invest in each student’s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success.

Individual vs. Collective Presentations

Elegant flowers arranged for individual teacher appreciation should reflect personal taste while maintaining professional appropriateness. Orchid arrangements suit teachers who appreciate sophisticated beauty, while carnation bouquets work well for those who prefer traditional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Gift baskets combining flowers with practical items like premium teas or educational supplies create thoughtful presentations that acknowled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needs while expressing personal appreciation.

Modern Convenience for Busy Families

Express same-day delivery accommodates Hong Kong families’ busy schedules while ensuring timely Teachers’ Day preparations. The ability to order flowers online allows parents to coordinate with their children’s school schedules and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in this important tradition.

Flower delivery service providers experienced in educational ev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ppropriate timing and presentation. These services can coordinate deliveries to avoid disrupting classes while ensuring teachers receive their recognition during school hours.

Creating Lasting Expressions of Gratitude

Everlasting flower displays offer alternative approaches for teachers who appreciate longer-lasting reminders of student appreciation. While fresh flowers remain traditional, these preserved arrangements can grace classroom spaces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Recommended florist shops specializing in educational celebrations understand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Day arrangements. These professionals can guide families in selecting flowers that appropriately express gratitude while meeting practical classroom needs.

Building Bridges Through Floral Traditions

Teachers’ Day flower presentation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meaningful connections between families and educators. Fresh flower bouquets serve as conversation starters that allow parents to express specific appreciation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Graduation flowers often reference Teachers’ Day traditions, cre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al milestones. Students who remember giving flowers to elementary teachers often continue this tradition through their academic journeys, creating lasting bonds with educational mentors.

The tradition of honoring teachers with flowers represents one of Hong Kong’s most meaningful educational customs, where beautiful blooms become vehicles for expressing profound gratitude. Through thoughtful flower selection, students and families can acknowledge the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eachers make to individual live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Hong Kong’s fast-paced lifestyle demands flowers that can thrive with minimal care while still bringing joy to urban living spaces. Busy professionals who want to send flowers to themselves or maintain regular fresh flower arrangements need varieties that forgive occasional neglect.

Chrysanthemums top the list for low-maintenance options available at any Hong Kong florist. These hardy blooms can last up to two weeks with basic care and are culturally significant in Chinese traditions. They’re perfect for those who appreciate elegant flowers but lack time for intensive maintenance.

Carnation bouquets offer exceptional longevity and are readily available through online flower ordering. White carnations, in particular, are known for their durability and classic beauty. Many recommended florists suggest these for busy households because they maintain their appearance even when water changes are delayed.

Orchids, especially the full moon orchid, are surprisingly low-maintenance despite their luxurious appearance. These luxury roses of the orchid world can bloom for months with minimal intervention. Expert florists often recommend them for home offices where consistent beauty is desired without daily attention.

Sunflower bouquets bring cheerful energy to any space and are remarkably resilient. Whil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graduation flowers, these bright blooms work well in any season and can tolerate Hong Kong’s variable indoor conditions.

For those seeking ultra-low maintenance options, eternal flowers and everlasting flower displays offer permanent beauty without any care requirements. Many recommended florist shops now offer these alongside traditional fresh flower bouquets, providing options for every lifestyle.

Lily bouquets, particularly yellow tiger lilies, offer good longevity with minimal care. These gratitude flowers are perfect for busy professionals who want to maintain beauty in their homes without extensive maintenance routines.

Consider flower delivery services that specialize in hardy varieties. Many Hong Kong florists now offer subscription services where they deliver low-maintenance fresh flowers weekly or bi-weekly, ensuring your space always has beautiful blooms without the planning burden.


每個精心設計的花園都需要一些「定海神針」——吸引目光、界定空間、並為那些花期短暫的植物提供可靠框架的植物。叢生開花灌木正是扮演這角色的中堅力量。它們不僅能提供季節性的花朵,還能全年常駐,在冬季也能保持花園的層次感,對野生動物具有吸引力,而且其生命力是草花和多年生植物所無法比擬的。

「灌木型」一詞涵蓋了種類繁多的植物,它們的共同特徵是:形成一個圓潤、多莖、可自行支撐的叢生狀植株,無需支架支撐、無需綁紮,也無需過多幹預即可保持其形態。從盛夏玫瑰的繁茂艷麗到秋季絢爛奪目的花朵,藍霧花源自於裁切後的酷炫建築幾何形狀海桐到狂野的、蜜蜂遍佈的放縱之中醉魚草灌木叢可以滿足每個季節、每種土壤類型和每種花園風格的需求。

本指南涵蓋了最適合花園種植的灌木狀開花植物,並按觀賞季節進行分類,同時提供選址、土壤、修剪以及每種植物所需具體養護的建議。與草花和嬌嫩的多年生植物不同,這些灌木是長期的投資——只要精心挑選並妥善種植,許多品種在三十年後依然能夠保持良好的觀賞狀態。


如何使用本指南

灌木的修剪需求差異很大,修剪時間不當是園丁最常犯的錯誤。本指南將灌木按花期分組,花期決定了它們的修剪時間——這項原則幾乎適用於所有灌木。

需要記住的原則:仲夏前開花的灌木,其花朵生長在前一年長出的枝條上,花後應立即修剪。仲夏後開花的灌木,其花朵生長在當年長出的枝條上,應在冬末或早春修剪。


春季開花灌木

連翹連翹(屬名)

沒有什麼比盛開的連翹更能宣告冬天的結束——從二月下旬到四月,在葉子萌發前幾週,光禿禿的枝條就被耀眼的黃色花朵覆蓋。這種植物引發了截然不同的評價:有些人覺得它俗艷,顯得城市氣息濃厚;而另一些人(我們認為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則認為它不可或缺。

連翹是栽培中最容易養護的灌木之一。它幾乎能適應任何土壤,在陽光充足或半陰的環境下都能生長,即使在最嚴酷的冬季之後也能可靠地開花。如果不修剪,它會長得非常高大——各個方向可達3米——但花後定期修剪能使其保持緊湊的株型和旺盛的產量。《林伍德綜藝》仍然是種植最廣泛的品種,可以說是最好的品種,其花碩大,呈亮黃色,花莖呈拱形。“金塊”是一款更緊湊的替代方案,適合較小的花園。

修剪:花期過後,立即將花莖剪至下方健壯的新芽處。每隔三、四年,將一兩根最老的莖從地面完全剪除,以促進基部萌發新的旺盛枝條。


花醋栗(血醋栗

開花醋栗是一種典型的英國花園植物——可靠、易於養護,無論冬季氣候如何惡劣,每年四月都會如期開出粉紅色、紅色或白色的垂墜花簇。它給人一種老氣橫秋的印象,但這完全是誤解:現代品種,例如…“普爾伯勒猩紅”(深紅色,花量極大)“白色冰柱”(純白色)是非常漂亮的植物。

成熟的開花醋栗可長到兩公尺左右,株型優美,枝條舒展,呈拱形。它幾乎能在任何土壤中生長,而且比大多數開花灌木更耐陰,因此特別適合在環境惡劣的地方種植。早春時節,熊蜂尤其喜愛它的花朵;之後結出的深色漿果雖然人類不愛吃,卻深受鳥類喜愛。

修剪:花期過後,將開過花的枝條剪掉三分之一,並去除任何枯死或交叉的枝條。對於老植株,可透過連續三年每年將三分之一的枝條從基部剪除來使其復壯。


丁香(普通丁香和雜交種)

普通丁香是北半球最盛大的開花灌木之一——盛開時美艷絕倫,幾乎令人難以抗拒。五月和六月初,它那碩大的花簇,散發著濃鬱的香氣,紫色、淡紫色、白色、粉紅色或深紅色的花朵競相綻放,瀰漫在空氣中。如果空間允許,一株老丁香會非常壯觀,最後長成一棵小樹。而在面積較小的花園裡,可以選擇一些現代的矮生品種,例如…“帕利賓”(也作為…出售)Syringa meyeri ‘Palibin’)在高度低於 1.5 公尺的植物上開出同樣精緻的花朵。

丁香耐石灰質土壤——事實上,它們在許多其他灌木無法生存的白堊質鹼性土壤中也能茁壯生長——並且在英國各地都能完全越冬。它們需要充足的陽光才能開花繁盛。養護丁香最重要的原則是立即摘除殘花敗葉-這可以防止養分用於種子生產,並大大提高來年的開花率。

修剪:花期結束後立即摘除殘花敗葉,將枝條剪至花序下方第一對葉片。之後只需少量修剪;在冬末去除枯枝和交叉枝即可。避免重剪,以免影響來年開花。


克里亞(棣棠

棣棠或許是春季開花灌木中最被低估的品種——它姿態優美,枝條呈拱形,翠綠的莖幹在冬季依然保持觀賞價值,並在四月和五月開出明亮的金黃色花朵。重瓣品種‘Pleniflora’是種植最廣泛的品種,在長長的拱形莖上開出絨球狀的花朵,非常適合剪切。

這是一種適應性極強的植物,能夠耐受陰涼、黏土和許多其他灌木無法生存的暴露環境。它蔓延和萌生根蘗的習性在需要地被植物的貧瘠地區反而成為一種優勢,但應給予它足夠的生長空間,或定期去除根蘗以控制其蔓延範圍。

修剪:花期過後,將開過花的枝條剪至健壯的嫩芽處,去除枯枝。老枝、不結果的枝條可以剪至基部,以促進新枝旺盛生長。


初夏開花灌木

魏格拉(佛羅裡達魏格拉和雜交種)

錦帶花是一種花量極大的灌木,任何願意給它空間的庭院都能容納它。從五月到六月,它開滿了管狀花朵——通常是深粉紅色、紅色或白色——這些花朵對長舌蜂和蜂鳥天蛾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現代品種也因其葉片觀賞價值而備受青睞:《葡萄酒與玫瑰》它擁有深紫黑色的葉子,與玫瑰粉紅色的花朵形成鮮明對比,十分引人注目。‘許多’葉片呈粉紅色、奶油色和綠色相間的斑駁狀。

成熟的錦帶花可長到2米高,冠幅也達2米,但它非常耐修剪,因此可以控制在較小的範圍內。它在任何排水良好的土壤中都能生長,喜光或半陰環境,並且在英國各地都能完全越冬。

修剪:花期過後,將花莖剪去三分之一,只保留一根健壯的向外生長的枝條。每隔幾年,將三分之一最老的枝條從地面完全剪除,以保持植株年輕健壯。


費城——假橙(費城(屬名)

如果要說有一種灌木能夠捕捉到初夏英國花園的精髓,那麼山梅花(Philadelphus)無疑是強而有力的競爭者。它純白的花朵散發著濃鬱的甜香,帶著獨特的橙花氣息,這也是它得名的由來。在六月溫暖的夜晚,這香氣瀰漫整個花園,令人陶醉。即使只有一株,也能讓一個小花園充滿芬芳。‘Belle Étoile’或許是單瓣品種中最好的,花朵大而呈杯狀,底部有紫色斑點。“純潔的”植株較為直立,開出壯觀的重瓣花朵。

梅花草在排水良好的土壤中,喜光至半陰環境,且非常耐寒。如果不修剪,它可以長得非常高大——可達3公尺——但每年花後修剪即可輕鬆控制株型。

修剪:花期過後,將開過花的枝條修剪至健壯的新枝處,並徹底剪除最老枝條的四分之一。這種每年一次的修剪措施能使植株持續開花,並防止中心枝條過於密集、木質化,從而避免因疏於照料而導致植株開花減少。


溲疏(德國(屬名)

溲疏是初夏花園中默默耕耘的功臣——雖然不如山梅花或錦帶花那樣引人注目,但它卻能如此可靠地自由地開出簇簇星狀的白色或粉紅色花朵,因此它絕對值得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蒙特羅斯”六月,它會在拱形莖幹上開出玫瑰粉紅色的花。‘魔術師’它們開出的花朵較大,呈粉白雙色。兩者都是優秀的園林植物,完全耐寒,並且能夠適應大多數土壤。

溲疏株型優美,枝條自然彎曲,最適合非正式花園和鄉村花園環境。它與玫​​瑰和耐寒天竺葵搭配種植效果極佳。

修剪:花期過後,剪掉開過花的枝條,並去除基部最老枝條的四分之一。這樣可以保持植株開闊優美的形態,並確保每年都有新的開花枝條萌發。


仲夏至秋季開花的灌木

醉魚草-蝴蝶灌木(大衛‧布德勒亞

沒有其他花園灌木能像它一樣如此強烈地吸引蝴蝶。大衛‧布德勒亞七、八月份,一株成熟的植物盛開,開出巨大的拱形花莖,綻放著散發著蜂蜜香氣的紫色、白色或深紅色花朵,此時,孔雀蛺蝶、紅蛺蝶、彩蝶、逗號蛺蝶和玳瑁蛺蝶等蝴蝶同時聚集於此,生機勃勃。它是英國園丁可以種植的最有價值的野生植物之一。

醉魚草在陽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土壤中生長極為旺盛。如果不加修剪,它會迅速長成一株龐大笨拙的灌木,花朵也越開越高,最終難以觀賞。解決辦法是每年進行重度修剪——這遠比大多數園丁最初能接受的程度要重——這樣才能保持其株型緊湊、易於管理,並且花量極其繁盛。《黑騎士》(深紫色)“白色繁盛”(純白色),以及“粉紅喜悅”(清澈的粉紅色)是其中最好的品種之一。

修剪:二月下旬或三月,將所有枝條重剪至只剩下低矮的骨架——通常只保留去年生長的部分30-45公分。這樣做雖然感覺有點殘忍,卻能促進新枝生長得最健壯,並長出最大、最香的花穗。


委陵菜(委陵菜

灌木委陵菜是所有夏季開花灌木中最可靠、最值得種植的品種之一——它株型緊湊整齊,從六月到十月持續開出碟狀小花,幾乎無需照料。其花色豐富,從純白到淡黃、奶油黃,再到濃鬱的橙紅色,應有盡有。“報春花之美”(淡黃色)“紅桃A”(橙紅色),以及“阿伯茨伍德”(純白色)都非常棒。

牠喜光,適合生長在任何排水良好的土壤中,而且非常耐寒,能夠耐受許多其他開花灌木無法生存的惡劣環境。其緊湊的株型(通常高60-120公分)使其非常適合小型花園、低矮的綠籬以及花壇邊緣。

修剪:早春時節,將所有枝條剪去約三分之一,並去除任何枯死或受損的枝條。委陵菜不需要重度修剪;每年春天只需修剪出合適的形狀即可。


藍霧花(Caryopteris)藍霧花×克蘭登

藍霧花是晚秋的瑰寶——這種緊湊芳香的灌木,在八月至十月間會開出簇簇鮮豔的亮藍色花朵,而此時花園裡其他藍色花卉卻最為稀少。銀灰色的葉片與亮藍色的花朵交相輝映,格外引人注目,蜜蜂們也對它情有獨鍾,在花季的最後時刻前來採蜜。《天藍色》是種植最廣泛的品種;“基尤藍”呈現更深邃、更豐富的色彩。

它需要充足的陽光和排水良好的土壤——本質上是一種生長在炎熱乾燥山坡上的植物——在嚴寒的冬季可以修剪,但通常會從基部重新萌發。在寒冷的庭院中,將其種植在朝南的牆邊可以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

修剪:三月或四月,將所有枝條重剪-只保留距離去年生枝條兩三個芽的位置。它和醉魚草一樣,在新枝上開花,需要每年重剪才能達到最佳觀賞效果。


繡球花(繡球花(屬名)

繡球屬植物是栽培灌木中最壯觀的夏末秋初花卉之一。圓錐繡球和蕾絲繡球(繡球花其中最常見的是花椰菜,它們有著巨大的圓形花序,花朵顏色有粉紅色、藍色或白色——顏色部分取決於土壤酸鹼度,酸性土壤會開出藍色的花,鹼性土壤會開出粉紅色的花。圓錐繡球品種,包括《聚光燈》香草草莓它們會開出巨大的圓錐形花頭,花色從白色逐漸變為粉紅色,再變為赤褐色,一直持續到夏末秋初,可以說是該屬中最適合園藝種植的品種。

繡球花它比大多數開花灌木更能耐受半陰環境——這使得它在朝北的地方非常實用——並且喜歡保水性好的土壤。穿心蓮更能耐受乾燥環境和充足的陽光照射。

修剪(大葉):早春時節,只需去除枯萎的花頭和枯死或受損的枝條。老花頭可以保護下方的花蕾過冬——如果過早去除,這些花蕾容易受到晚霜的侵襲。切勿重剪。

修剪(圓錐花):早春時節,將所有枝條修剪成低矮的骨架狀,類似醉魚草的修剪方式。這樣可以培育出最大、最豔麗的花朵。


玫瑰 (羅莎spp. — 灌木和矮樹叢形態)

沒有哪一種開花灌木能像玫瑰一樣贏得人們的情感投入,而叢生型玫瑰——雜交茶玫瑰、豐花玫瑰和現代灌木玫瑰——更是園林植物中的佼佼者。玫瑰品種繁多,但若論其對花園的視覺衝擊力和芬芳度,大衛奧斯汀的英國玫瑰尤其值得關注。例如…《格特魯德·傑基爾》(濃鬱的粉紅色,獨特的香味),格雷厄姆·托馬斯(金黃色),以及“蒙斯特德伍德”(深紫紅色)結合了古老玫瑰的花型和現代育種的重複開花習性和抗病性。

玫瑰在陽光充足、土壤肥沃、保水性好且排水良好的環境中生長最佳。它們需肥量大,因此在春季和第一波花期過後,應大量施用玫瑰專用肥料。對於可重複開花的品種,定期摘除殘花敗葉至關重要。

修剪:三月份,雜交茶香月季要進行重剪-剪至30-45公分高,剪到朝外的芽點。豐花月季的修剪強度較淺——剪至大約一半高。現代灌木月季則需要更輕的修剪:剪掉五分之一最老枝條基部的一截,並將剩餘枝條剪掉三分之一。


六個特別值得在花園中種植的品種(涵蓋所有組別)

連翹“林伍德品種”—— 典型的連翹。三、四月份,碩大的亮黃色花朵遍佈每一根莖稈。生長旺盛,耐寒,絕對可靠。

費城“美麗之星”— 花朵碩大,芬芳馥鬱,白色花朵,基部有紫色斑點。是所有園林灌木中最香的品種之一。

黑騎士醉魚草——這是市面上常見的醉魚草屬植物中最深的紫色。在八月和九月期間,它對蝴蝶和蜜蜂極具吸引力。

圓錐繡球“萊姆萊特”— 碩大的乳白色花朵,逐漸變成粉紅色和紅褐色。是所有夏末灌木中最具結構美感的植物之一。

羅莎·“格特魯德·傑基爾”——現代灌木玫瑰中香氣的標竿。花朵呈現濃鬱的深粉紅色,四瓣裂片,散發著非凡濃鬱的古老玫瑰香氣。

藍霧花“天堂藍”— 夏末時節,當花園裡藍色花朵稀少時,它卻綻放出鮮豔的龍膽藍色花朵。植株緊湊,香氣撲鼻,對蜜蜂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法

症狀可能原因補救
春季開花的灌木叢沒有開花。修剪時間不當;芽被剪除花後立即修剪,切勿在秋季或春季修剪。
夏季開花的灌木叢沒有開花春季修剪力道不夠冬末要加大修剪力道;疏鬆過密的枝條
枝條細長的木質灌木,花朵僅生長於枝梢。多年修剪不足逐步更新:連續三年,每年移除三分之一最老的枝幹
整株植物葉片發黃土壤水分飽和;土板結改善排水;避免在凹陷或低窪處種植。
葉片上覆蓋著一層粉狀白色物質白粉病;根系乾枯;空氣流通不良底部積水;改善間距;清​​除受影響的材料
整株莖稈突然枯萎霜凍損害;珊瑚斑病菌修剪至健康木材處;改善排水;清除受感染材料
稀疏、纖細的生長光線或營養不足移至陽光較充足的位置;春季施用均衡肥料
繡球花迅速褪色成綠色長期暴露在強烈的陽光直射下移至午後陰涼處;覆蓋地膜以保持水分

灌木修剪日曆

任務
二月至三月硬枝修剪醉魚草、藍霧花和穿心蓮輕度修剪委陵菜
行進修剪雜交茶香月季和豐花月季;輕度修剪灌木月季。
四月去除枯萎的繡球花頭;清理所有灌木叢的冬季損傷。
可能種植新的灌木;修剪後用專用肥料為玫瑰施肥。
五月至六月連翹、花醋栗、棣棠花期結束後立即修剪
六月至七月花後立即修剪錦帶花、山梅花和溲疏。
六月起每隔一到兩週摘除重複開花玫瑰的殘花。
八月第一次花期過後,施用第二次玫瑰肥料。
九月至十月種植新栽種的盆栽灌木;秋季種植的最後機會
十月至二月休眠期;保留繡球花頭以保護花蕾。

HK florist


Every well-composed garden needs its anchors — plants that hold the eye, define the space, and provide a reliable framework around which the more ephemeral performers can come and go. Bush-forming flowering shrubs are the workhorses of this role. They offer not only seasonal flowers but year-round presence, structure through winter, wildlife value, and a longevity that bedding plants and perennials simply cannot match.

The term “bush-forming” covers an enormous range of plants united by a common habit: a rounded, multi-stemmed, self-supporting mound of growth that requires no staking, no tying in, and relatively little intervention to maintain its form. From the blowsy extravagance of a midsummer rose to the electric autumn fireworks of a Caryopteris, from the cool architectural geometry of a clipped Pittosporum to the wild, bee-laden abandon of a Buddleja, bush-forming shrubs offer something for every season, every soil type, and every garden style.

This guide covers the most garden-worthy bush-forming flowering shrubs, grouped by their season of interest, with advice on siting, soil, pruning, and the specific care each requires. Unlike bedding plants and tender perennials, these are long-term investments — chosen carefully and planted well, many will still be performing thirty years from now.


How to Use This Guide

Bush-forming shrubs vary enormously in their pruning requirements, and pruning at the wrong time is the single most common mistake gardeners make. Throughout this guide, shrubs are grouped by their flowering season, which in turn determines when they should be pruned — a principle that applies consistently across almost the entire group.

The rule to remember: shrubs that flower before midsummer bloom on growth made the previous year, and should be pruned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Shrubs that flower from midsummer onwards bloom on growth made in the current year, and should be pruned in late winter or early spring.


Spring-Flowering Bush Shrubs

Forsythia (Forsythia spp.)

Few sights signal the end of winter more emphatically than a forsythia in full flower — bare branches smothered in brilliant yellow from late February through April, weeks before the leaves appear. It is a plant that divides opinion sharply: some find it garish and municipal; others (rightly, we would argue) think of it as indispensable.

Forsythia is one of the most unfussy shrubs in cultivation. It tolerates almost any soil, grows in sun or partial shade, and flowers reliably even after the harshest winters. Left unpruned it becomes very large — up to 3 metres in all directions — but responds well to regular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which keeps it compact and productive. The variety ‘Lynwood Variety’ remains the most widely grown and arguably the best, with large, richly yellow flowers on arching stems. ‘Golden Nugget’ is a more compact alternative suited to smaller gardens.

Pruning: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cut back flowered stems to a strong young shoot lower down. Every three or four years, remove one or two of the oldest stems entirely at ground level to encourage vigorous new growth from the base.


Flowering Currant (Ribes sanguineum)

The flowering currant is a thoroughly British garden plant — dependable, undemanding, and producing its drooping clusters of pink, red, or white flowers reliably every April regardless of what the winter has thrown at it. It has an old-fashioned reputation that is entirely undeserved: modern varieties such as ‘Pulborough Scarlet’ (deep red, very free-flowering) and ‘White Icicle’ (clean white) are genuinely handsome plants.

A mature flowering currant reaches 2 metres or so and has a pleasant open, arching habit. It grows in almost any soil and tolerates shade better than most flowering shrubs, making it particularly useful in difficult spots. The flowers are beloved by early bumblebees emerging in spring, and the dark berries that follow, while not palatable to humans, are taken enthusiastically by birds.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cut back flowered shoots by one third and remove any dead or crossing stems. Older plants can be rejuvenated by cutting one in three stems to the base each year over three years.


Lilac (Syringa vulgaris and hybrids)

The common lilac is one of the great flowering shrub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 a plant of almost aggressive beauty in full flower, its enormous trusses of intensely fragrant blossom in purple, mauve, white, pink, or deep red filling the air in May and early June. Given space, an old lilac is a spectacular thing, eventually reaching the size of a small tree. In more modest gardens, modern compact varieties such as ‘Palibin’ (also sold as Syringa meyeri ‘Palibin’) offer the same exquisite flowers on a plant that stays below 1.5 metres.

Lilacs are lime-tolerant — indeed they thrive on chalky, alkaline soils that defeat many other shrubs — and fully hardy throughout the UK. They need full sun to flower well.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rule of lilac care is to deadhead spent flower trusses immediately — this prevents energy going into seed production and greatly improves flowering the following year.

Pruning: Deadhead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cutting back to the first pair of leaves below the truss. Minimal further pruning is needed; simply remove dead wood and any crossing stems in late winter. Avoid hard pruning, which sacrifices the following year’s flowers.


Kerria (Kerria japonica)

Kerria is perhaps the most underrated of the spring-flowering shrubs — a graceful, arching plant with bright green stems that remain ornamental through winter, and cheerful golden-yellow flowers in April and May. The double-flowered form ‘Pleniflora’ is the most widely grown, producing pompom-like flowers on long, arching stems that are excellent for cutting.

It is a remarkably accommodating plant, tolerating shade, clay soils, and exposed positions that would defeat many other shrubs. Its spreading, suckering habit can be an asset in difficult areas where ground cover is needed, though it should be given room to roam or contained with regular removal of suckers.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cut flowered stems back to strong young shoots and remove any dead wood. Older, unproductive stems can be cut to the base to encourage vigorous new growth.


Early Summer-Flowering Bush Shrubs

Weigela (Weigela florida and hybrids)

Weigela is a powerfully floriferous shrub that earns its place in any garden willing to give it room. From May through June, it is smothered in tubular flowers — typically in shades of deep pink, red, or white — that are irresistible to long-tongued bees and hummingbird hawk-moths. Modern varieties have been bred for foliage interest as well: ‘Wine and Roses’ has deep purple-black leaves that set off its rose-pink flowers dramatically, while ‘Monet’ offers variegated pink, cream, and green foliage.

A mature weigela can reach 2 metres in height and spread, but it responds so well to pruning that it can be kept considerably smaller. It grows in any reasonable, well-drained soil in full sun to light shade, and is fully hardy throughout the UK.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cut back flowered stems by one third to a strong, outward-facing shoot. Every few years, remove one in three of the oldest stems entirely at ground level to keep the plant young and vigorous.


Philadelphus — Mock Orange (Philadelphus spp.)

If a single shrub could be said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the British garden in early summer, philadelphus would be a strong contender. The fragrance of its pure white flowers — richly sweet, with a distinct orange-blossom quality that gave it its common name — drifts across a garden on a warm June evening with extraordinary power. Even a single plant can scent a small garden. ‘Belle Étoile’ is perhaps the finest single-flowered variety, with large, cup-shaped flowers marked with a purple stain at the base. ‘Virginal’ offers spectacular double flowers on a more upright plant.

Philadelphus grows in any well-drained soil in full sun to partial shade, and is fully hardy. It can become very large if left unpruned — up to 3 metres — but is easily managed with annual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cut back flowered shoots to a strong young shoot and remove up to one quarter of the oldest stems entirely at the base. This annual discipline keeps the plant flowering freely and prevents the congested, woody centre that reduces flower production on neglected plants.


Deutzia (Deutzia spp.)

Deutzia is the quiet achiever of the early summer garden — less dramatic than philadelphus or weigela, but producing its clusters of starry white or pink flowers with such reliable freedom that it earns its space many times over. ‘Mont Rose’ carries rose-pink flowers on arching stems in June. ‘Magicien’ offers larger, bicoloured flowers in pink and white. Both are excellent garden plants, fully hardy and tolerant of most soils.

Deutzia has a naturally graceful, arching habit that looks best in informal and cottage garden settings. It pairs beautifully with roses and hardy geraniums.

Pruning: After flowering, cut back flowered shoots and remove up to one quarter of the oldest stems at the base. This maintains an open, graceful structure and ensures a fresh crop of flowering wood each year.


Midsummer to Autumn-Flowering Bush Shrubs

Buddleja — Butterfly Bush (Buddleja davidii)

No other garden shrub attracts butterflies with quite the magnetic enthusiasm of Buddleja davidii. A mature plant in full flower in July or August — great arching wands of honey-scented purple, white, or deep red flowers — can be alive with peacocks, red admirals, painted ladies, commas, and tortoiseshells simultaneously. It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wildlife plants a British gardener can grow.

Buddleja grows with extraordinary vigour in any well-drained soil in full sun. Left unpruned it rapidly becomes a very large, ungainly shrub with flowers borne increasingly high and out of sight. The solution is hard annual pruning — far harder than most gardeners are initially comfortable with — which keeps it a compact, manageable, and extraordinarily productive flowering plant. ‘Black Knight’ (deep purple), ‘White Profusion’ (pure white), and ‘Pink Delight’ (clear pink) are among the finest varieties.

Pruning: In late February or March, cut all stems back hard to a low framework — typically leaving just 30–45 cm of the previous year’s growth. This feels brutal but produces the strongest new growth and the largest, most fragrant flower spikes.


Potentilla (Potentilla fruticosa)

Shrubby potentilla is one of the most reliably rewarding of all summer-flowering shrubs — a compact, tidy mound of small, saucer-shaped flowers produced continuously from June through to October with almost no attention required. It is available in a wide range of colours, from pure white through pale yellow, butter yellow, and rich orange-red. ‘Primrose Beauty’ (pale yellow), ‘Red Ace’ (orange-red), and ‘Abbotswood’ (pure white) are all excellent.

It grows in any well-drained soil in full sun and is completely hardy, tolerating exposed and difficult positions that defeat many other flowering shrubs. Its compact habit — typically 60–120 cm — makes it suitable for small gardens, low hedging, and the front of borders.

Pruning: In early spring, cut back all stems by about one third and remove any dead or damaged wood. Potentilla does not need hard pruning; simply trimming it into shape each spring is sufficient.


Caryopteris (Caryopteris × clandonensis)

Caryopteris is a late-season treasure — a compact, aromatic shrub that produces its vivid clusters of bright blue flowers from August through October, precisely when blue-flowered plants are at their scarcest in the garden. The combination of silver-grey foliage and electric blue flowers is genuinely striking, and the plants are adored by bees enjoying their last foraging of the season. ‘Heavenly Blue’ is the most widely grown; ‘Kew Blue’ offers a deeper, richer colour.

It requires full sun and sharply draining soil — it is a plant of hot, dry hillsides at heart — and may be cut back in a very severe winter, though it will usually regenerate from the base. In cold gardens, growing it against a south-facing wall offers useful protection.

Pruning: In March or April, cut all growth back hard — to within two or three buds of the previous year’s wood. Like buddleja, it flowers on new growth and requires this annual hard pruning to produce its best display.


Hydrangea (Hydrangea spp.)

The hydrangea genus offers som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late-summer and autumn flowering of any shrubs in cultivation. The mophead and lacecap hydrangeas (Hydrangea macrophylla) are the most familiar, with their great rounded heads of pink, blue, or white flowers — colour determined in part by soil pH, with acid soils producing blue flowers and alkaline soils producing pink. Hydrangea paniculata varieties, including ‘Limelight’ and ‘Vanille Fraise’, produce enormous cone-shaped flower heads that age from white to pink to russet through late summer and autumn, and are arguably the most garden-worthy of the genus.

Hydrangea macrophylla tolerates partial shade better than most flowering shrubs — making it genuinely useful in north-facing spots — and prefers a moisture-retentive soil. H. paniculata is more tolerant of dry conditions and full sun.

Pruning (macrophylla): In early spring, remove dead flower heads and dead or damaged stems only. The old flower heads protect the buds below through winter — remove them too early and those buds are vulnerable to late frost. Do not cut back hard.

Pruning (paniculata): In early spring, cut back all stems to a low framework, similar to buddleja. This produces the largest and most dramatic flower heads.


Rose (Rosa spp. — shrub and bush forms)

No flowering shrub commands the emotional investment that roses do, and bush-forming varieties — the hybrid teas, floribundas, and modern shrub roses — represent some of the finest garden plants available. The category is vast, but for pure garden impact and fragrance, the David Austin English roses deserve particular attention. Varieties such as ‘Gertrude Jekyll’ (rich pink, exceptional fragrance), ‘Graham Thomas’ (golden yellow), and ‘Munstead Wood’ (deep crimson-purple) combine the flower form of old roses with the repeat-flowering habit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modern breeding.

Roses grow best in a rich, moisture-retentive, well-drained soil in full sun. They are gross feeders and reward generous application of a specialist rose fertiliser in spring and again after the first flush of flowers. Regular deadheading is essential for repeat-flowering varieties.

Pruning: In March, cut hybrid teas back hard — to 30–45 cm, to outward-facing buds. Floribundas are pruned less hard — to around half their height. Modern shrub roses require lighter pruning still: remove one in five of the oldest stems at the base and reduce remaining stems by one third.


Six Particularly Garden-Worthy Varieties Across All Groups

Forsythia ‘Lynwood Variety’ — The definitive forsythia. Large, rich yellow flowers covering every stem in March and April. Vigorous, hardy, and completely reliable.

Philadelphus ‘Belle Étoile’ — Large, fragrant, white flowers with a purple basal stain. Among the most beautifully scented of all garden shrubs.

Buddleja ‘Black Knight’ — The darkest purple of any widely available buddleja. Exceptionally attractive to butterflies and bees throughout August and September.

Hydrangea paniculata ‘Limelight’ — Enormous, creamy-lime flower heads that age to pink and russet. One of the most structurally impressive of all late-summer shrubs.

Rosa ‘Gertrude Jekyll’ — The benchmark for fragrance among modern shrub roses. Rich, deep pink, quartered flowers with an old-rose scent of extraordinary intensity.

Caryopteris ‘Heavenly Blue’ — Vivid gentian-blue flowers in late summer when blue is rare in the garden. Compact, aromatic, and irresistible to bees.


Common Problems, Solved

SymptomLikely CauseRemedy
No flowers on spring-flowering shrubPruned at wrong time; buds removedPrune only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never in autumn or spring
No flowers on summer-flowering shrubNot pruned hard enough in springCut back more drastically in late winter; thin congested growth
Leggy, woody shrub with flowers only at tipsYears of insufficient pruningGradual renovation: remove one third of oldest stems each year for three years
Yellowing leaves across whole plantWaterlogging; compacted soilImprove drainage; avoid planting in hollow or low-lying spots
Powdery white coating on leavesPowdery mildew; dry roots; poor airflowWater at base; improve spacing; remove affected material
Sudden die-back of whole stemsFrost damage; coral spot fungusCut back to healthy wood; improve drainage; remove infected material
Sparse, thin growthInsufficient light or nutrientsMove to sunnier position; apply balanced fertiliser in spring
Hydrangea flowers fading to green immediatelyExposed to intense direct sunMove to position with afternoon shade; mulch to retain moisture

The Bush Shrub Pruning Calendar

MonthTask
February–MarchHard prune buddleja, caryopteris, and H. paniculata; light prune potentilla
MarchPrune hybrid tea and floribunda roses; prune shrub roses lightly
AprilRemove dead hydrangea flower heads; tidy winter damage across all shrubs
MayPlant new shrubs; feed roses with specialist fertiliser after pruning
May–JunePrune forsythia, flowering currant, kerria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June–JulyPrune weigela, philadelphus, deutzia immediately after flowering
June onwardsDeadhead repeat-flowering roses every one to two weeks
AugustApply second rose feed after first flowering flush
September–OctoberPlant new container-grown shrubs; last opportunity for autumn planting
October–FebruaryRest period; leave hydrangea flower heads in place to protect buds

florist

Hong Kong’s flower market offers incredible diversity of local and seasonal blooms that reflect our city’s unique position as a gateway between East and West. Understanding seasonal availability helps you make informed choices when you book bouquets or visit recommended florists.

Spring in Hong Kong brings beautiful orchids, with the full moon orchid being particularly symbolic during lunar celebrations. These elegant flowers represent refinement and are perfect for creating sophisticated fresh flower arrangements. Local Hong Kong florists often recommend these for Chinese New Year displays and welcoming spring energy into homes.

Summer months see an abundance of tropical varieties. Sunflower bouquets become popular, especially graduation sunflower bouquets for the June graduation season. The bright, cheerful blooms reflect Hong Kong’s vibrant summer energy and are ideal for celebration flowers during this festive period.

Autumn introduces chrysanthemums,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available at every recommended florist shop. These flowers symbolize longevity and joy, making them perfect for Mid-Autumn Festival displays alongside traditional mid-autumn fruit baskets. The season also brings beautiful carnations, with mother’s day carnation bouquets remaining popular year-round.

Winter months offer unique opportunities for tulip bouquets, often imported but readily available through flower delivery services. These elegant flowers add European charm to Hong Kong homes during the cooler months.

Local wet markets and flower markets in Mongkok offer competitive pricing for fresh flowers. However, for convenience, many residents prefer to order flowers online from expert florists who understand seasonal availability and can provide same day flower delivery for those last-minute occasions.

When selecting seasonal blooms, consider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Star jasmine bouquets are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during traditional festivals, while pink flowers and orange flowers reflect the vibrant energy of Hong Kong’s cultural celebrations.

建築最美的裝飾莫過於賦予它生命。世界各地的園丁、建築師乃至整個文化都深諳此道,並將其付諸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牆面即畫布

有一種獨特的美,任何建築師都無法完全規劃,任何建造者也無法準時交付。它緩緩而至,歷經數年乃至數十年,或自發攀爬,或精心培育,遍布石牆、磚牆、木架和鐵欄桿。它隨季節變換色彩,在選定的時刻綻放花朵,然後——僅部分地——退隱,在一年中的其餘時間裡,以更加靜謐、更加蔥鬱的姿態存在。它柔化了生硬的稜角,填滿了灰縫,輕鬆地披覆在門廊之上,彷彿它一直都屬於那裡。當它發揮作用時,便能最有力地證明,建築和植物並非設計世界中兩個獨立的類別,而是同一衝動的持續表達:創造一個真正宜居的美好空間。

攀緣植物是所有園林傳統中最古老、分佈最廣的之一。早在花境、花壇、景觀公園、禪宗花園以及其他園藝史上所頌揚的精緻園林形式出現之前,植物就已經沿著牆壁生長了。這並非地理或氣候的偶然結果,而是一種近乎普遍的人類本能,在彼此毫無交集的不同文化中獨立地表達出來,利用當地植物群落提供的各種攀緣植物。中世紀的僧侶將玫瑰攀爬在修道院的牆壁上,日本園林設計師引導紫藤攀爬在木質涼棚上直至與建築融為一體,希臘島嶼的居民在粉刷過的牆角種下三角梅——所有這些都源於同一個洞見:從某種根本意義上講,一座被開花植物覆蓋的建築比一座沒有植物的建築更勝一籌。

接下來,本文將嘗試描繪這一傳統在全球的分佈圖——在各大園藝文化中,找出那些塑造了建築環境視覺特徵的攀緣植物,以及那些因攀緣植物而煥然一新的建築,並探究每種文化運用垂直種植的獨特美學邏輯。本文並非園藝手冊,儘管其中包含一些園藝方面的細節。它更像是一篇以植物為主題的文化隨筆,探索垂直花園如何揭示其所在場所及其守護者的文化內涵。

在這些篇章中,我們將穿越氣候和文化各異的地區,如同植物本身一樣豐富多彩:從英國鄉村玫瑰環繞的莊園到地中海沿岸三角梅盛開的村莊;從京都紫藤纏繞的木質大門到南美洲西番蓮遍布的殖民時期建築;從新英格蘭爬滿五葉地錦的大學建築到馬拉喀什茉莉花纏繞的殖民時期建築;從新英格蘭爬滿五葉地錦的大學建築到馬拉喀什茉莉花纏繞的牆壁。在每個地方,攀緣植物都講述著一個故事——關於選擇它的文化,關於它棲息的建築,以及當生命與建築以足夠的耐心和技巧融為一體時所呈現出的獨特之美。


英國:牆上的玫瑰及其後續的一切

如果有什麼畫面能代表英國人與攀緣植物的淵源,那非鄉村別墅牆上的玫瑰莫屬——尤其是六月盛開的攀援玫瑰,它的枝條沿著古老石牆或風化磚牆的灰縫蜿蜒而上,花朵自然傾瀉而出,略顯凌亂卻又飽滿豐盈,與其說是精心紮成冬季設計,不如說是渾然紮成,儘管這一切紮得著無數的冬季設計,不如說是渾然凝結。這幅畫面深深植根於英國人的文化想像之中,幾乎成了老生常談——然而,正如最經典的陳詞濫調一樣,它經久不衰,因為它觸及了某種真諦。一株攀緣玫瑰,盛開在古老的石牆上,無疑是溫帶地區最令人賞心悅目的景物之一。

英國在建築物上種植攀緣植物的傳統與英國園藝本身一樣古老。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園藝家們透過觀察、選育和培育,累積了豐富的知識,深諳哪些植物適合哪些朝向、哪些土壤、哪些建築材料以及與其他植物的搭配,這種知識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難以企及。這種知識既實用又美觀:英國的氣候——穩定的降雨、溫和的冬季和相對涼爽的夏季——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非常適合各種攀緣植物的生長。英國園丁充分利用了這一優勢,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牆面種植傳統,涵蓋了玫瑰、鐵線蓮、紫藤、金銀花、攀援繡球以及其他十幾個屬的植物。英國最優秀的苗圃和園藝作家將這些知識彙編成一套易於理解的實用智慧。

玫瑰永遠是第一位的。英國攀緣玫瑰的歷史悠久而輝煌,始於本土的常綠玫瑰(Rosa sempervirens)及其栽培近緣種,並在19世紀隨著植物採集者從中國引進新品種而迅速發展——例如,班克西亞玫瑰(Rosa banksiae),其在四五月份會開出簇簇小巧的黃色或白色,數量驚人; mulliganii),這種大型白色蔓生玫瑰在六月會鋪滿農舍的門廊,其繁盛之勢幾乎令人難以置信;以及喜馬拉雅麝香玫瑰(Rosa brunonii),其白色單瓣花朵簇擁成團,散發著英國氣候下所有攀援玫瑰中最濃鬱的香氣——如今育種家開始將這些新品種與現有的歐洲栽培植物進行最豐富的種植。

攀緣玫瑰和蔓生玫瑰之間的差異至關重要,英國園丁對此深有體會。蔓生玫瑰-主要由薔薇屬植物Rosa wichurana、Rosa multiflora及其近緣種培育而來-一年只開一次花,在六、七月份盛開,花朵簇擁在柔韌的枝條上,這些枝條很容易沿著鐵絲、涼棚、樹木或牆壁生長。它們是鄉村小屋牆壁和教堂門廊上的玫瑰,一年只開一次花非但不是一種限制,反而營造出一種濃鬱的季節氛圍——三週的花期繁盛得令人難以置信,隨後是夏秋兩季美麗的深色葉片——這是任何重複開花的攀援玫瑰都無法比擬的。 「Veilchenblau」是所有蔓生玫瑰中顏色最獨特的品種,它的小巧半重瓣花朵初開時呈洋紅色,逐漸褪為藍紫色。 「法蘭西斯·E·萊斯特」是著名雜交麝香品種「凱瑟琳」的芽變品種,它開出花瓣邊緣泛著粉紅色的單瓣白色花朵,花朵簇生於巨大的傘房花序中,芬芳瀰漫整個花園。 「海鷗」則開滿了純白色的單瓣花朵,數量之多幾乎完全覆蓋了支撐物,以至於幾乎看不到下面的葉子。

攀緣玫瑰——它們在整個夏秋兩季持續開花,花朵生長在比蔓生玫瑰更長更硬的枝條上,需要更精心的修剪和更規律的栽培——呈現出一種別樣的美感:它們在六月盛花期不會過於張揚,而是在整個生長季持續不斷地帶來賞心悅目的觀賞體驗。 「攀援冰山」(Climbing Iceberg)攀附在粉刷成白色的牆面上,其純白的花朵簇擁著淺色的石牆,持續數月之久,是英國氣候下最優雅的牆面植物組合之一。 「阿爾弗雷德‧卡里埃夫人」(Madame Alfred Carrière)是一種19世紀70年代培育的諾瓦斯特攀緣玫瑰,至今仍廣泛種植且未經過任何改良。它開出精緻的貝殼粉紅色花朵,能夠耐受朝北或朝東的牆面(在英國,許多最美麗的古老建築都背對陽光,因此這一特性尤為珍貴),而且其花朵的可靠性和豐盛度是近年來培育的攀援玫瑰品種所難以企及的。 「攀緣荷蘭之星」是一種深紅色的花卉,散發著濃鬱的香氣,它的顏色如同古老的絲絨,與英國似乎專門為襯托這種花卉而建造的古老磚牆相映成趣。

鐵線蓮是英國園藝家研究最深入、培育最全面的攀緣植物,由此產生的品種繁多,數以千計,涵蓋了從傑克曼鐵線蓮組(Jackmanii group)的大花盤狀花朵,到維蒂切拉鐵線蓮組(Viticella group)的下垂燈籠狀花朵,再到唐古特鐵線蓮組(Tangientica group)和鐵線蓮組(東方蓮花) group)的小巧星狀花朵,堪稱英國園藝育種的偉大成就之一。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攀緣在房屋牆壁上的大花雜交品種:例如,‘內莉·莫澤’(Nelly Moser),其淡粉色的花朵上點綴著一條深胭脂紅色的條紋,在古老的磚牆上蔓延生長;深紫色的‘傑克曼’(Jackmanii),是所有鐵線蓮中最常見的品種,至今仍是‘歐內斯特; Markham),其鮮豔的洋紅色如此濃烈,以至於在混合種植中難以搭配。 「尼俄柏」是所有大花鐵線蓮中最深的紅色品種,其花瓣基部幾乎呈黑色,是一種相當精緻的植物,與柳葉梨的銀灰色葉子或攀援玫瑰「塞西爾·布呂納」的淡黃色花朵搭配起來非常漂亮。

在同一面牆上種植攀援玫瑰和鐵線蓮——鐵線蓮穿梭於玫瑰枝條之間,花朵點綴在玫瑰花叢中,色彩或和諧或對比鮮明——是英國花園最具特色、最美麗的景觀設計之一,而精心挑選的植物更能成就這種搭配。以經典的紫色鐵線蓮「紫葉重瓣」(Purpurea Plena Elegans)搭配淡粉色攀援玫瑰「新曙光」(New Dawn)為例,便是一個絕佳的起點:鐵線蓮在新枝上開花,每年春天可以進行重剪而不會影響其生長,它以一種輕鬆花朵的姿態穿梭於玫瑰花紅色姿勢之間,其小巧的重花瓣並將其呈現紫花期。另一個選擇是淡色鐵線蓮與深色玫瑰——「阿爾巴奢華」(Alba Luxurians),白色帶獨特綠色暈染,與深紅色「荷蘭之星」(Climbing Etoile de Hollande)交相輝映——同樣引人注目。

紫藤在英國建築上的景象值得特別關注,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的紫藤能在四月下旬和五月間,像在英國鄉村別墅或牛津學院的古老磚石建築上那樣,帶來如此震撼的視覺效果。英國春日的光線柔和而略帶斜射,即使在正午也如此,天空很少像地中海春天那樣呈現出刺眼的藍色,這種光線非常適合紫藤花。紫藤花在漫射光下最為美麗,這種光線能讓它們的花色(中華紫藤的灰藍色、紫藤花的暖薰衣草粉色、白花紫藤的純白色)充分展現,而不會被陽光直射而褪色。中華紫藤(W. sinensis)的花序可長達30公分;日本紫藤(W. floribunda)的花朵,尤其是‘Multijuga’或‘Macrobotrys’品種的花朵,可以長到驚人的90厘米到1米長——長長的、下垂的淡紫色花穗,如果將成熟的植株沿著美麗的整個寬度種植,房屋就能產生近乎幻覺的淡紫色花穗,如果將成熟的植株沿著房屋的整個寬度。

英國的紫藤花海是英國最受攝影師青睞的建築之一,名不虛傳。每年五月,牛津大學默頓學院高高的花園圍牆上爬滿了紫藤,讓遊客和當地居民都駐足欣賞。牛津郡的格雷斯莊園、蘇塞克斯郡的佩特沃斯莊園、西蘇塞克斯郡的尼曼斯莊園、劍橋郡的海明福德格雷莊園——每個紫藤花海都是一道獨特的季節性風景,值得專程前往觀賞。日文「觀賞紫藤」一詞-「藤見」(fujimi),類似英文中「賞櫻」的「花見」(hanami)-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彙,但這種觀賞紫藤花的習俗卻十分普遍,而且完全出於直覺。當一座宏偉的石砌建築上紫藤花盛開時,人們自然會駐足欣賞。錯過這美景,豈不怪異,甚至有些失禮?

攀緣繡球(學名:Hydrangea anomala subsp. petiolaris)是英國牆面植物中的一匹黑馬:它不如玫瑰或紫藤那樣引人注目,也不如鐵線蓮那樣為人所知,但或許是所有攀緣植物中在英國氣候條件下最具建築美感的一種。它無需鐵絲或支撐物,就能憑藉氣生根攀附在粗糙的磚石或樹皮上。它耐陰,而且生長穩定——是極少數能在朝北牆面上可靠生長的開花攀緣植物之一。它的花朵——白色扁平的蕾絲狀花序,在六月和七月初開放——雖然並不驚艷,但也算得上美觀。然而,它的葉片——乾淨清新的綠色,秋季轉為漂亮的黃色,落葉後露出獨特的冬季樹皮,呈現出肉桂色的剝落狀,枝條呈水平層疊狀——賦予了它一年四季都具有觀賞價值的獨特魅力,這是那些更艷麗的攀援植物所不具備的。在任何品質的古老石牆上,攀緣繡球花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會變得完全古老且完全自然,它的莖幹底部會變粗,形成極具特色的木質結構,而它的上部仍然會長出新的、有光澤的心形葉子,捕捉到每一束照射到牆面上的光線。

金銀花(Lonicera)是英國攀緣植物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不僅是因為它的美麗,更因為它在英國民族想像中的重要地位。這種原產於英國的忍冬(Lonicera periclymenum)已在英國的牆壁和籬笆上生長了數千年,它濃鬱甜美的香氣——在傍晚最為強烈,在溫暖的夏夜裡能飄散很遠——如同割草的香味或野鴿的鳴叫一樣,深深地烙印在英國人對夏日的感官記憶中。栽培品種「比利時」(Belgica)在五月下旬和六月開花,花色為粉紫色和黃色;而「晚花」(Serotina)則在七月至十月開花,花色更深。這兩個品種共同營造出金銀花在牆壁或涼棚上格外持久的觀賞期。論香味最濃鬱,日本金銀花「Halliana」(Lonicera japonica ‘Halliana’)——這種日本金銀花開著白色的小花,花色會逐漸變為黃色,從六月一直開到深秋,花量驚人——是無與倫比的,儘管它的生長力很強,除了最大的建築物外,其他任何建築物都需要對其進行管理。


法國:葡萄藤、玫瑰與香牆

法國人對待建築攀援植物的方式,體現了法國人對景觀設計的更廣泛理念:他們偏愛秩序和目的性,即使是最旺盛、最自然生長的植物,也傾向於將其視為需要精心塑造和管理的材料,並按照周密的計劃進行管理;他們的審美觀念也更看重精心維護和修剪得當的植物,而非隨意蔓延的植物。這並非意味著法國的攀緣植物文化缺乏詩意——恰恰相反。但這種詩意與英國的有所不同:更具建築性,形式更加嚴謹,並且更傾向於將攀緣植物融入建築立面的整體設計中,使其成為一個精心構思的設計元素,而不是任其隨心所欲地在建築表面生長。

葡萄藤(學名:Vitis vinifera)是法國建築最具特色的植物,無論是城堡、農舍或鄉村小屋,都少不了它的身影。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並非釀酒葡萄:攀爬在房屋立面、涼棚柱子上、露台和戶外用餐區上方鐵絲網上的葡萄藤,主要是為了遮蔭、欣賞其美麗的葉片和果實,以及享受透過葡萄藤寬大裂葉灑下的獨特光影——斑駁的金綠色光暈,是炎炎夏日花園中最令人愉悅的遮蔭方式之一。原產於日本和韓國的觀賞葡萄藤(學名:Vitis coignetiae)擁有巨大的葉片——有時直徑可達30厘米——在十月會變成深紅、猩紅和深紫色交織的色彩,與其他任何攀援植物的秋色都截然不同。這種葡萄藤因其建築般的宏偉氣勢和季節性的視覺衝擊力,正日益受到法國園林設計師的青睞。但紫葡萄(Vitis vinifera ‘Purpurea’),又稱Teinturier葡萄,從春季到秋季都擁有酒紅色的葉子,結出小串深紫色的果實,或許仍然是最適合在建築物上種植的葡萄藤——它的顏色會隨著季節從紫紅色加深到近乎黑色,即使在冬季,當它扭曲的干框架成為那部分扭曲的植物框架成為唯一的莖

在法國,玫瑰的栽培方式通常比英國更為正式。露台上的玫瑰被修剪成標準樹形,藤本玫瑰沿著水平鐵絲以精確的間隔進行棚架式栽培,蔓生玫瑰則被引導攀爬在菜園的鐵架上——這些都是法國人對玫瑰傳統的詮釋,而英國人則允許玫瑰更加自由地蔓延生長。法國著名的玫瑰園-例如位於拉伊萊羅斯(L’Haÿ-les-Roses)的瓦爾德馬恩玫瑰園(Roseraie du Val-de-Marne),該園始建於1894年,擁有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品種最豐富的玫瑰收藏之一;以及位於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的巴加泰勒玫瑰園(Bagatelle),該園自1907年以來每年都會舉辦新品種玫瑰競賽——都以嚴謹的規整和系統化的組織方式展示著藤本玫瑰,這體現了法國人認為即使是最美麗的植物,透過人為設定的結構也能更加完美。

塞納河畔的羅什居永城堡、擁有精緻菜園和觀賞花園的維朗德里城堡、普羅旺斯農舍的赤陶色石牆上攀爬著迷迭香和藍雪花——這些建築最能體現法國人對攀緣植物與建築表面之間關係的獨特理解。藍雪花(Plumbago auriculata,又稱藍雪花)在北方並不容易越冬,但在普羅旺斯農舍的牆上卻如魚得水。從六月到十月,它開出天藍色的、類似福祿考的花朵,映襯著如同乾向日葵般金黃的石牆。藍色的花朵、金色的石頭,以及上方米迪半島的藍天——這三者完美融合,彷彿渾然天成,而非刻意設計。

凌霄花(Campsis radicans)及其雜交品種「Madame Galen」在法國比在英國更常被種植,部分原因是法國夏季的溫暖氣候更適合它生長,部分原因則是法國的建築傳統——強調強烈的幾何造型、大面積的牆面以及立面的裝飾性設計——為凌花豔麗的花托花朵提供了更佳的襯托。凌霄花的花朵碩大,呈橙紅色,簇生,花期從七月到九月,生長在當季的枝條上,在古老的石牆映襯下格外引人注目。凌霄花具有自攀附的特性(像常春藤一樣依靠氣生根攀附),生長旺盛,這意味著在溫暖的牆面上種植凌霄花,只需五六年就能營造出相當成熟且引人注目的效果。


義大利:紫藤、三角梅與涼棚的語法

義大利與攀緣植物的關係由來已久,既實用又極其美麗,這主要受兩個在北歐園藝傳統中沒有完全對應物的因素的影響:一是涼棚,它是攀緣植物栽培的主要建築結構;二是意大利獨特的光線,它將攀援植物的花朵和葉子,在溫暖的石頭上或赤陶屋頂上生長,變成了一種令後世的景象。

涼棚——一種由木材或石頭製成的水平框架,由柱子或立柱支撐,用於在走道、露台或戶外用餐區上方種植攀緣植物——是義大利花園對全球花園設計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也是最古老的建築形式之一:羅馬園林文獻對涼棚的描述清楚地表明,涼棚是羅馬別墅花園的標配;用於建造涼棚的陶罐和石柱在地中海沿岸的羅馬遺址中均有發現。涼棚優雅而持久地解決瞭如何在炎熱氣候下創造陰涼,同時又能使戶外空間美觀且實用的問題——藤蔓​​植物提供果實和蔭涼,玫瑰帶來芬芳和色彩,紫藤則以其春季盛開的壯麗景象而聞名——兩千年來,在地中海氣候區的各個地理區域,涼棚始終有效,且效果不減。

義大利涼棚上的紫藤與英國鄉村別墅牆上的紫藤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美學景象。在義大利,涼棚的水平結構與紫藤的生長習性完美契合:主莖沿著支撐梁水平生長,側枝則垂直垂落,穿過涼棚的開放式框架,使花序與視線齊平或略高於視線,而非緊貼垂直表面。四月下旬,漫步於盛開的紫藤涼棚中,花序垂至頭頂,清晨溫暖的空氣中瀰漫著濃鬱的香氣——這無疑是義大利春日花園最令人難忘的感官體驗之一。

紫藤(Wisteria sinensis)是義大利花園中最常見的紫藤品種,其藍紫色的花朵在四月下旬至五月初葉片萌發之前綻放。托斯卡納和翁布里亞的成熟紫藤枝蔓垂掛在涼棚上,主莖底部直徑有時可達三十厘米甚至更大,其生長週期以數十年而非數年計算,堪稱世界上最壯麗的植物栽培典範之一。位於利古里亞海岸阿拉西奧的涼棚別墅(Villa della Pergola)擁有據稱是歐洲最大的紫藤收藏之一:多種栽培品種攀附在別墅獨特的鐵藝涼棚上,它們在春季交相輝映,吸引著來自歐洲各地的遊客,呈現出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象,而照片只能捕捉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三角梅是義大利南部——坎帕尼亞、卡拉布里亞、西西里,尤其是阿馬爾菲海岸——的標誌性植物。在那裡,它紫紅色和深紅色的苞片(包裹著小巧花朵的薄如蟬翼、色彩艷麗的結構)如瀑布般傾瀉而下,覆蓋在粉刷過的牆壁和赤陶欄桿上,其奢華之美似乎與意大利傳統園林設計的克制與精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三角梅並非原產於義大利——它以法國航海家路易·安托萬·德·布干維爾的名字命名,他於18世紀60年代在巴西發現了這種植物。三角梅經由歐洲植物園從南美洲傳入地中海沿岸——但它已徹底融入義大利南部建築的視覺形象,以至於如今我們很難想像沒有三角梅的阿馬爾菲小鎮波西塔諾、伊斯基亞島或巴勒莫老城的街道會是什麼樣子。

義大利南部最常見的三角梅品種繁多,從經典的洋紅色——如“桑德里亞納”(Sanderiana)、“巴特夫人”(Mrs Butt)及其近緣品種——到深紅色、鮭魚粉、銅橙色、白色以及雙色品種(苞片會隨著生長而變色),應有盡有。一株生長在義大利南部建築牆壁上的成熟三角梅可以長到十到十二公尺高,其枝條上佈滿鉤狀刺,使得修剪維護成為一項極其艱鉅的任務。從六月到十月,三角梅盛開,其色彩之濃鬱,在地中海氣候下,其他任何攀緣植物都無法與之媲美。三角梅與義大利傳統建築的石頭、灰泥和陶瓦的搭配——牆壁溫暖的赭色和棕粉色、老石頭上綠灰色的地衣、赤陶瓦屋頂——構成了一種渾然天成的色彩關係,即便純屬偶然,也彷彿是精心設計而成。

在義大利,班克西亞玫瑰(Rosa banksiae)值得特別一提,因為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氣候非常適合它的生長,而英國的氣候只能勉強與之媲美。在托斯卡納的皮斯托亞,一株種植於1843年的班克西亞玫瑰“黃玫瑰”(Rosa banksiae ‘Lutea’)如今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它纖細無刺的枝條覆蓋了約900平方米的涼棚,並在春天綻放出數量驚人的小巧重瓣奶油黃色花朵。這株玫瑰——由一人一季種植,如今覆蓋了整棟建築的外牆——是攀緣植物作為長期投資以及打造頂級垂直種植景觀所需耐心的最佳例證。


希臘與愛琴海:粉刷、藍色木工與三角梅方程式

希臘島嶼建築的視覺識別是全球建築界最知名的之一——粉刷的白牆、藍色的木工、赤陶花盆、頭頂的藤蔓——而生長於其中的攀援植物已深深融入這種識別之中,以至於很難想像沒有它們,這座建築會是什麼樣子。從設計的角度來看,希臘人與攀緣植物的關係尤其引人入勝,在於他們如何以極少的投入達到極致的效果:一株生長茂盛的三角梅點綴著白牆的角落,一盆茉莉花擺放在前門旁,一株藤蔓攀爬在酒館露台上——這些並非這樣的園藝工程,但在它們的環境和光線下,它們所營造的視覺效果令人震撼。

愛琴海的光線是至關重要的因素。自歐洲大陸遊以來,每一位稍有見識的旅行者都曾描述過這種光線,它對攀援植物的作用與對其他一切被照亮的事物的作用如出一轍:將色彩強化到近乎幻覺的程度,使陰影變得扁平,並創造出明亮的白色與深邃的陰影的對比,賦予每個表面一種清晰的視覺效果,這與北方柔和的光線。在聖托里尼或米科諾斯島正午的陽光下,一株紫紅色的三角梅映襯著白牆,這不僅僅是一種美麗的組合——它是一種色彩的宣言,其強度之高,即使在兩百米之外也能清晰可見,攝影師們花費數代人的時間試圖捕捉它,卻始終無法將其完美呈現。

茉莉(Jasminum officinale)和多花茉莉(Jasminum polyanthum)——常見的白茉莉及其更為嬌嫩、花量更為繁盛的近親——在希臘各地廣泛種植。它們在傍晚和夜晚的芬芳,為本已豐富的視覺體驗增添了嗅覺上的享受。茉莉花的夜間香氣特別突出——夜幕降臨後,其香氣會顯著增強,瀰漫在封閉的庭院和露台上,散發出一種既精緻又持久的甜美氣息——這使得茉莉花成為希臘家庭在溫暖月份裡戶外生活的主要場所:庭院、露台、藤蔓纏繞的涼棚下的咖啡館。

藍雪花(Plumbago auriculata),又稱海角藍雪花,從五月到十月持續盛開著簇簇清澈的天藍色花朵,與希臘島嶼牆壁上盛開的紫紅色三角梅相得益彰。兩者並置,分別位於粉刷過的牆壁兩側,這種色彩搭配如此和諧,彷彿出自一位色彩天才的精心設計,而非幾代園藝家的偶然之作。藍雪花的藍色與某些光線下愛琴海的藍色,以及聖托里尼島東正教教堂彩繪圓頂的藍色完全一致——這種巧合,無論是有意為之還是純屬偶然,都賦予了這種植物一種人為營造的和諧之美。


日本:紫藤花架與精益求精的藝術

日本與攀緣植物的關係,其特點在於深厚的植物學知識、精湛的美學鑑賞力以及耐心細緻的栽培實踐。英國的藤本玫瑰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然生長,義大利的紫藤則主要以其繁花盛開的視覺效果為目標進行栽培,而日本的攀援植物則遵循著極其精準的原則進行修剪、引導和養護——其目標並非追求繁盛,而是創造出形態和諧、與季節相協調、值得持續關注的植物。

紫藤(日文:富士)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遠超園藝範疇。它在日本已有超過千年的栽培和觀賞歷史,而「賞藤」(fujimi)——如同賞櫻一般,前往觀賞紫藤花——的傳統也源遠流長,廣為流傳。幾個世紀以來,日本的紫藤栽培傳統培育出了種類繁多的品種,花色從白色到各種深淺不一的淡紫色、薰衣草色、紫羅蘭色乃至深紫色,應有盡有;花序長度也從標準的30厘米到令人驚嘆的超過1米長的垂蔓狀花序(如紫藤“多花”品種),其豐富程度在世界範圍內都堪稱獨一無二。

宏偉的紫藤花架是日本紫藤傳統的最宏偉的體現:它由木材或鋼材搭建而成,專門用於展示樹齡較長的紫藤,其水平延伸有時可達數百平方米,在短暫的春季花期,花葉交織,將花架完全遮蔽。位於福岡縣北九州市河內藤園的紫藤花架——一條長長的拱形隧道,種植著淡紫色、紫色、紫羅蘭色、粉紅色和白色的紫藤品種,遊客漫步其中,頭頂是繁茂芬芳的花冠——已成為世界上最受攝影師青睞的園藝景觀之一,而照片也絕非誇大其詞。置身其中,感受遠勝於任何影像記錄的體驗。

在城市環境中,紫藤以其獨特的優雅姿態點綴於傳統日式建築的木結構之上:寺廟、神社和歷史悠久的花園的門樓、涼亭和廊道。一株紫藤攀援於神社的木製鳥居之上——紫色的花序垂掛在紅漆的立柱之間,整個景象倒映在下方靜謐的水池中——這幅畫面極具日本特色,自平安時代至今,一直出現在藝術作品中。然而,要達到並維持如此效果,需要精心的管理:紫藤生長旺盛,若不加以控制,會迅速吞噬並破壞其依附的木結構;而每年進行修剪,既要保證其持續生長,又要避免其過度破壞,則需要對紫藤的生長習性有深入的園藝知識,而這需要多年的積累。

攀緣繡球-異花繡球(Hydrangea anomala subsp. petiolaris),與英國花園中常見的品種相同-在京都和其他日本歷史名城的古老建築牆壁上隨處可見。它六月盛開的白色蕾絲狀花朵,以及冬季剝落的樹皮構成的獨特骨架,使其一年四季都具有極高的建築美感。然而,在國際上鮮為人知的日本攀緣植物——裂葉繡球(Schizophragma hydrangeoides,有時也被稱為假繡球藤)——卻最值得被更多人關注。裂葉繡球與攀緣繡球一樣,具有自攀附性和耐陰性,在六月下旬和七月開出極其精緻的花朵:扁平的花序中,中央的可育花朵被白色或(在栽培品種“Roseum”中)柔粉色的膨大不育苞片環繞,每個苞片都很大且紙質,在微風中輕輕顫動。在傳統日本建築銀灰色風化的雪松木板或古老粘土牆粗糙的灰泥的映襯下,裂葉藤產生了一種極其精緻的效果,這是其他更常見的攀援植物都無法比擬的。

日本玫瑰傳統——主要以日本薔薇(Rosa wichurana)及其雜交品種為中心——培育出了許多攀緣品種,包括「特里爾」(Trier)和「美國柱」(American Pillar),這些品種在二十世紀初受到了西方園藝愛好者的熱烈追捧。日本人主要將日本薔薇用作地被植物和坡地種植,其長長的蔓生莖用於穩固斜坡;但當被培育為攀緣植物時,它們會展現出特有的簇生芬芳的粉白色花朵,這使得該物種及其近緣種成為所有單季開花藤本玫瑰中最美麗的品種之一。


中國:古藤與文人攀爬花園

從純粹的植物學角度來看,中國對世界攀緣植物的貢獻是巨大的。溫帶地區花園中種植的大多數攀緣植物——例如大花鐵線蓮、許多重要的攀緣玫瑰和蔓生玫瑰、獼猴桃屬植物(包括因其碩大的心形葉片和芬芳的白色花朵而備受青睞的觀賞植物美味獼猴桃)、攀援繡球及其近緣種、凌藤花以及許多重要的紫藤——原產於中國或近緣種。從十七世紀開始探索中國的植物獵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在開採地球上植物種類最豐富的攀緣植物資源。

在中國庭園設計中,攀緣植物的運用與古典庭園的其他元素一樣,都體現出構圖上的精準與象徵意義。紫藤——中文稱之為「紫藤」——攀緣於蘇州文人園林的月門或廊道之上,營造出一種意義非凡的季節性景象:在一年中的某個時刻——通常是四月下旬——園林的本質特徵被繁花似錦、芬芳馥鬱所暫時改變,這是其他季節較為蓄含的植物所無法比擬的植物所無法比擬的。紫藤在中國古典園林中並非偶然出現,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種植在園林中能夠最大程度欣賞其花開的位置——通常是在水面映襯下垂落的花序,或是透過月門,人們只能瞥見而非直視其繁茂的花冠。

攀緣玫瑰在中國至少已有千禧年栽培歷史,而中國山區野生品種-如山薔薇(Rosa banksiae)、布氏薔薇(Rosa brunonii)、光葉薔薇(Rosa laevigata,又名切諾基薔薇,現已在美國南部歸化)、柳葉薔薇(Rosa filipes)和長羅葉薔薇longicuspis)-則包含了一些生長最為旺盛、觀賞性最為驚豔的攀緣玫瑰。柳葉薔薇「基夫茨蓋特」(Rosa filipes ‘Kiftsgate’)或許是這種旺盛生命力的極致體現:這種高大的白色蔓生玫瑰能夠攀爬至十五米甚至更高,它無視障礙物,在樹木間穿梭,甚至攀爬建築物,其壯麗與危險攀爬並存。如果種植在適當的位置——例如一座大型老穀倉朝南的牆壁上,或是一棵成熟橡樹的樹冠下——它會在六月綻放出如此純粹、如此豐盛的花朵,以至於所有其他的管理和規模問題似乎都暫時變得無關緊要了。

絡石(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又稱星茉莉、中國星茉莉,或許是所有中國攀緣植物中最優雅的,尤其適合建築立面,並已在世界各地的溫帶園林中廣受歡迎。它小巧純白的五瓣花簇生於六月至八月,散發著濃鬱的香氣——有人形容這種香氣融合了茉莉和香草的芬芳,馥鬱而不膩人——其光澤亮麗的深綠色常綠葉片,提供了落葉攀援植物無法比擬的四季常青的覆蓋效果。無論是在傳統庭院的粉刷牆面,或是上海巷弄的深色木造建築中,星茉莉都能營造出香氣、葉片質感和季節性花朵交相輝映的迷人景緻,堪稱世界各地攀援植物栽培中最傑出的代表之一。


印度與南亞:九重葛大陸

如果說三角梅在美學上屬於地中海——愛琴海沿岸的白牆藍窗,阿馬爾菲的赤陶色牆面——那麼在氣候上,它則屬於南亞。南亞炎熱的氣候、強烈的陽光以及明顯的乾濕季節交替,共同造就了三角梅自由生長、蓬勃生長的條件,這是地中海氣候所能部分媲美的。從喜馬拉雅山麓的避暑勝地到南部沿海城市,從加爾各答的英屬印度時期別墅到拉賈斯坦邦的豪宅,整個印度次大陸都被三角梅裝點,其規模之大、色彩之艷麗,堪稱世界上最壯觀的集體園藝景觀之一。

印度三角梅的色彩遠不止地中海地區常見的洋紅色和紫色。南亞最受歡迎的品種包括:深紅色的“斯嘉麗·奧哈拉”(Scarlett O’Hara);橙紅色濃鬱艷麗的“聖殿之火”(Temple Fire);葉片邊緣呈乳白色、苞片深粉紅色的醒目斑葉品種“覆盆子冰”(Raspberry Ice);顏色正如其名的“橙片深粉紅色的醒目斑葉品種“覆盆子冰”(Raspberry Ice);顏色正如其名的“橙王”(Orange KingLady”(Orange KingLady); Baring),它們柔和的色調與強烈的色彩形成對比,在印度強烈的陽光下,它們的苞片會呈現出近乎半透明的光澤。

在拉賈斯坦邦的傳統建築中——焦特布爾和傑伊瑟爾梅爾的砂岩豪宅、謝卡瓦蒂的彩繪外牆、齋浦爾的粉紅色粉刷城市建築——三角梅與建築材料本身創造出的色彩組合,並非刻意設計所能達到,而是植物與它們所棲息的表面之間獨特邏輯的自然體現。一株成熟的「史嘉莉·奧哈拉」三角梅深紅色的花朵與焦特布爾豪宅藍灰色的砂岩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色彩對比如此強烈,幾乎能讓人產生一種切身的感受。最常見的品種的洋紅色與齋浦爾庭院的赤陶色牆壁相映成趣,營造出一種和諧而非對比的關係——兩種同屬暖色調的不同強度,彼此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西番蓮(Passiflora)——又名西番蓮——在南亞各地的古老建築的陽台、涼棚和圍牆上隨處可見,其看似隨意的姿態掩蓋了它非凡的花朵複雜性。最常見的栽培品種是藍花西番蓮(Passiflora caerulea),它的花朵堪稱植物界最精巧的花朵之一:一圈白色的花瓣環繞著由藍、紫、白相間的花絲構成的複雜花冠,花冠之上是其獨特的雄蕊和雌蕊。十六世紀,西班牙耶穌會士在南美洲見到這種植物時,立刻將其解讀為基督受難的象徵──因此得名「西番蓮」。在喀拉拉邦或泰米爾納德邦殖民時代的陽台上,西番蓮以旺盛的生命力在木質結構上蔓延,需要定期維護。在漫長的生長季裡,它紫藍色的花朵不斷綻放;而它橙色的果實——雖然不如市面上種植的百香果美味,但也能食用——則在秋季為花園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


美國:從常春藤盟校到南部沿海地區

美國的攀緣植物文化反映了這片大陸非凡的氣候多樣性——濕潤溫和的東海岸、乾旱的西南部、地中海氣候的太平洋沿岸、亞熱帶的南部——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在這些不同地區從事園藝活動的居民所展現的文化多樣性。由此形成的傳統,比本文其他部分討論的任何國家傳統都更難被概括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其各種地域性的表現形式中,卻蘊含著許多引人入勝、美輪美奐的攀援植物故事。

五葉地錦(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是美國東岸建築視覺形像中最具代表性的攀緣植物,其秋季的絢麗色彩在世界所有自攀緣植物中都堪稱獨一無二。從九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具體時間取決於緯度和季節,五葉地錦會從夏季的綠色——一種實用、樸素、質地略顯粗糙的覆蓋物——轉變為猩紅、深紅和深酒紅交織而成的濃鬱色彩。在東北部老牌大學建築的磚石牆上——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威廉斯學院、阿默斯特學院——五葉地錦的年度變色是美國學術景觀中最壯觀的季節性景觀之一。這些建築的設計似乎也考慮了五葉地錦的秋色,其紅褐色的磚牆和灰色的石材與藤蔓絢麗的色彩相得益彰。

與常春藤相關的波士頓常春藤(學名:Parthenocissus tricuspidata,實際上原產於中國和日本,而非波士頓)是人們談及“常春藤聯盟建築”(有人認為該機構的名稱源於拉丁語縮寫而非植物本身,儘管兩者已密不可分)時最常指的植物。波士頓常春藤的葉片呈三裂狀,略大於五葉地錦,能夠以驚人的韌性附著在磚石結構上,在夏季形成平整均勻的覆蓋層,極具建築美感;秋季的色彩斑斕,足以媲美五葉地錦。十月的哈佛庭院,被多株成熟的波士頓常春藤交織的深紅和猩紅所覆蓋,是新英格蘭地區最美麗的人造景觀之一。

在美國南部,一些本土攀緣植物擁有非凡的美麗,理應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例如,金銀花(Lonicera sempervirens),又稱喇叭金銀花或珊瑚金銀花,原產於美國東南部各州。它從春季到秋季都會開出長長的管狀花朵,花色鮮豔,呈珊瑚紅色和黃色相間,其花期之長、花量之多,是歐洲金銀花品種難以企及的。雖然它不像金銀花(Lonicera periclymenum)那樣芬芳,但它鮮豔的色彩——無論是與南方鄉土建築的白色木板牆,還是與歷史悠久的種植園房屋的灰色風化木板相映成趣——都顯得格外醒目,極具建築美感,與美國南部建築傳統的簡潔風格相得益彰。

美國南部本土紫藤-小葉紫藤(Wisteria frutescens)和大穗紫藤(Wisteria macrostachya)-在美國園藝史上長期被低估,人們更青睞花量較大的亞洲品種。而從小葉紫藤中選育出的栽培品種“紫水晶瀑布”(Amethyst Falls)正在改變這一現狀:它只需兩三年就能開出淡紫色的花朵(亞洲紫藤通常需要五到十年才能穩定開花),花期從夏季一直延續到秋季,而且生長勢遠不如亞洲品種旺盛——這使得它更適合在牆上牆

太平洋沿岸的園藝傳統主要受加州地中海氣候的影響,這裡攀緣植物的種類極為豐富,涵蓋了溫帶和暖氣候的植物。三角梅在這裡展現出近乎南亞的繁盛景象,溫和的冬季和漫長炎熱的夏季延長了它的花期。茄屬植物「白花茄」(Solanum laxum ‘Album’)-這個俗稱「馬鈴薯藤」的植物,其美名實在名不副實-從春到秋,持續不斷地為加州花園的牆壁和涼棚增添一抹白色小花。血紅色的喇叭花(Distictis buccinatoria)開出巨大的管狀深橙紅色花朵,是暖氣候花園中最引人注目的攀緣植物之一。而加州本土物種鐵線蓮(Clematis lasiantha)和麗葉鐵線蓮(Clematis ligusticifolia),在野外生長於灌木叢中,如今已被栽培,為花園增添芬芳馥鬱、精緻柔美的乳白色花朵。


摩洛哥和北非:芬芳的城牆

摩洛哥及更廣闊的馬格里布地區的園林文化融合了柏柏爾、阿拉伯、安達盧西亞和法國殖民傳統,而生長在麥地那城牆、裡亞德庭院和花園涼亭中的攀援植物,則以其獨特的風格反映了這種非凡的文化融合,使摩洛哥的攀援植物文化成為世界上最具特色、最值得探索的文化之一。

摩洛哥傳統城市住宅-裡亞德(riad),其建築圍繞著中心庭院而建,而非面向街道,是摩洛哥攀緣植物的主要生長場所。庭院圍牆通常由抹灰泥磚或石塊砌成,高兩三層,每層都設有拱形門洞,通往房間和走廊。攀緣植物的生長方式遵循著裡亞德獨特的美學理念:底層鋪設著複雜的幾何圖案瓷磚;上層飾以雕刻灰泥;頂層則有雕花木天花板或敞開的天空。攀緣植物佔據著這些元素之間的空間,其生長受到控制,旨在與建築裝飾相得益彰,而非遮蔽它們;封閉的庭院使其香氣更加濃鬱,這是開放式花園永遠無法企及的。

茉莉花——尤其是香茉莉(Jasminum officinale)和更嬌嫩的沙巴茉莉(Jasminum sambac)——是摩洛哥傳統庭院住宅(riad)中最具代表性的攀援植物,其芬芳也是摩洛哥花園最令人難忘的感官體驗。在菲斯或馬拉喀什的傳統庭院住宅中,茉莉花沿著庭院牆壁攀爬,傍晚時分,潔白的花朵隱沒在粉刷過的牆壁後,但隨著氣溫下降,花香卻瀰漫整個空間,愈發濃鬱,為每一位旅行者帶來難以忘懷的嗅覺體驗。茉莉花每日採摘,用於泡茶、招待客人,或插在擺放在屋內各處的精美小碗中——在摩洛哥,茉莉花既是花園植物,也是居家植物,其芬芳滲透到室內外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摩洛哥,三角梅以其絢麗的姿態佔據了麥地那的公共建築——沿著狹窄街道排列的老城高牆、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的外牆、以及從街上望去的庭院住宅的立面——這種絢麗與摩洛哥城市建築的空白和神秘氣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摩洛哥麥地那向街道呈現出幾乎完全沒有特徵的表面:沒有窗戶,沒有裝飾,只有高度統一的泥磚或抹灰牆。在這種極簡主義的背景下,一株成熟的三角梅的綻放——十五米高的洋紅色或深紅色,從欄桿上傾瀉而下,沿著牆面奔湧而下——便成為一場極具震撼力的色彩盛宴。最美的例子出現在馬拉喀什的棕櫚園區,那裡成熟的三角梅、赤陶色的牆壁和棕櫚葉的組合營造出一種視覺氛圍,既有北非風情,又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介於摩洛哥和人們想像中的天堂之間。

在摩洛哥,玫瑰主要用作香料作物而非園林觀賞植物——阿特拉斯山脈的達德斯山谷是世界主要的玫瑰精油和玫瑰水產區之一,那裡種植著大量的大馬士革玫瑰,以至於五月的山谷底部一片深粉色的海洋——但攀援玫瑰遍布摩洛哥各地的花園圍牆和親切棚,其修剪方式比法國或英國更為隨意,卻比其他人更為隨意,卻比其他人更能體現自然感,比其他人更能體現英國的攀緣玫瑰、茉莉和橙花(來自許多摩洛哥傳統庭院住宅庭院中種植的柑橘樹)的混合,在摩洛哥的春日花園中營造出一種極其複雜而濃鬱的香氣,可以說,這是世界上任何花園中最令人心曠神怡的嗅覺體驗。


南美洲:激情、色彩與殖民時期的城牆

南美洲是世界上幾種最重要的攀緣植物的植物起源地——其中包括西番蓮、三角梅、幾種重要的旱金蓮以及許多攀援茄屬植物——該大陸自身的園林傳統,在四個世紀的殖民和後殖民文化中發展起來,產生了一種具有相當原創性和色彩雄心的攀援植物美學。

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時期的建築風格——殖民城鎮粉刷成白色的外牆、受里斯本風格影響的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瓷磚外牆、安第斯山脈城市的赭色和赤陶色——構成了南美攀援植物文化生長的背景。無論是有意或無意,人們選擇的色彩都趨於極端:最濃烈的紫色三角梅映襯著最潔白的粉刷牆壁;深紅色的西番蓮與塗有巴西殖民城鎮傳統色彩的綠色木百葉窗交相輝映。南美在建築上種植攀緣植物的方式毫不拘束,在此背景下,克制也並非必要。

三角梅在其原產地南美洲生長得無比自由,這在地中海或南亞地區是無法比擬的——並非因為那裡的氣候更適宜,而是因為該物種起源於巴西東部季節性乾旱的森林,並在其自然分佈範圍內展現出一種在其他地區人工栽培會略微減弱的旺盛生命力。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三角梅植株都生長在南美洲,它們令人嘆為觀止:主幹直徑可達二十厘米甚至更大,枝幹虯曲蒼勁,如同古老的橄欖樹一般,其上層樹冠覆蓋了整棟建築的外牆,形成一片連綿不斷的繁花,遠遠超出了人們對單株植物所能達到的極限。

藍花凌霄(Thunbergia grandiflora),又稱藍花凌霄或天青藤,是南美洲熱帶和亞熱帶花園中最引人注目的攀緣植物之一,尤其在巴西和哥倫比亞的殖民時期建築中備受青睞。它碩大的天藍色花朵——有時直徑可達五厘米,顏色是純正濃鬱的藍紫色,在溫帶攀援植物中絕無僅有——在溫暖氣候下,從夏季到冬季都會以總狀花序垂掛盛開。當它與粉刷成白色的殖民時期建築相映成趣時,深綠色的葉片和藍色的花朵在純白的牆面上交相輝映,這種色彩組合帶來的視覺享受幾乎令人心曠神怡。


澳洲:本土攀岩者和新的垂直領域

在過去三十年間,澳洲的攀緣植物文化,如同更廣泛的澳洲庭園設計一樣,經歷了顯著的轉變──從園藝傳統中一併引進的歐洲攀緣植物(玫瑰、鐵線蓮、紫藤)轉向對這片大陸自身演化所孕育的非凡本土植物群的全新探索。其成果,在最佳狀態下,呈現出一種真正原創的風格:一種既符合生態規律又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垂直花園美學,這是歐洲植物即便在其自身環境中也同樣美麗,卻無法在澳大利亞景觀中完全實現的。

在澳洲本土攀緣植物中,有好幾種屬的植物極具園藝價值,但它們在國際上才剛開始獲得應有的關注。其中,紫花哈登伯格花(Hardenbergia violacea,又稱珊瑚豆或假菝葜)或許最為人所知。這種生命力旺盛的纏繞植物,從七月到九月,會開出串串紫粉色的小花,為澳洲東南部的牆壁和籬笆帶來最可靠、最美麗的冬春交替的花卉景觀之一。它適應性強,對土壤和光照條件要求不高,生長迅速,兩三個生長季即可覆蓋大地,而且一旦成活,幾乎無需管理——這些特性使它成為澳大利亞本土攀援植物中最具實用性和觀賞價值的品種之一。

茉莉花(Pandorea jasminoides)——又名涼亭藤——開花時更為壯觀,其白色或粉紅色的管狀花朵優雅迷人,從春季到夏季成簇盛開,在溫暖的溫帶氣候下生長旺盛,四五年內即可覆蓋郊區花園的涼棚。栽培品種「Rosea Superba」——花色為淺粉紅色,花喉呈現深玫瑰粉紅色——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花朵精緻細膩,色彩豐富,足以媲美同等朝向和氣候條件下的任何鐵線蓮或攀援玫瑰品種。

長花比拉迪拉(Billardiera longiflora),又稱攀緣藍莓或紫蘋果莓,是一種纖細精緻的纏繞植物,極具魅力。夏季,它開出淡黃綠色的小花,隨後結出​​深藍紫色的果實,這也是它俗名的由來。即使在秋冬季節花期結束,它依然能呈現出獨特的觀賞價值。在澳洲傳統木板房粗獷的木質外牆映襯下,它與建築本身的精緻相得益彰,堪稱所有本土攀援植物與建築環境融合得最為完美的典範。


病人的藝術

在所有庭園設計形式中,攀緣植物最能充分展現人類意圖與自然時間的關係。花境可以重新種植,花壇可以重新設計,樹籬十年後可以更換。但那些偉大的攀緣植物——比如花了二十年才攀上鄉間別墅屋簷的紫藤,樹幹與磚石融為一體的三角梅,以及沿著同一根鐵絲攀爬了四十年、花期已成為一年四季可靠象徵的玫瑰——它們無法快速重建,也無法輕易替換而不造成真正的損失。它們是長期的投入,它們的美麗與投入的時間密不可分。

這或許是攀緣植物傳統所蘊含的最深刻的真理:最美好的事物並非一蹴可幾。這次環球垂直花園之旅的亮點——壯麗的紫藤外牆、玫瑰環繞的涼棚和三角梅垂掛的牆壁——都是數十年耐心栽培的成果——每年修剪、精心培育,以及那種需要以年、年而非季節為單位進行持續園藝照料的理念。今天種下紫藤並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悉心照料的園丁,不僅是在為未來的自己創造,更是在為未來繼承這座建築和這株植物的人創造。

這其中蘊含著一種深沉的慷慨。世界上那些高大的攀緣植物,都是由那些明知自己無法親眼目睹它們全部綻放光彩的人們所栽種的。他們依然栽種──為了後人;為了這棟建築未來的住戶;為了花園圍牆外的街道;僅僅因為一個簡單而充分的理由:美好的事物應該存在於此,即便栽種者本人無法親眼欣賞。

這是攀緣植物最重要的教誨:慷慨播種,耐心培育,明智修剪——並相信,最終仰望你所創造之物的人,無需言語便會明白,每一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